用好錢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抓用錢管理的領導不是一個合格的市場領導，政治工作也需要經濟作保證，再講奉獻的雙星人也需要錢，用錢管人，用錢減人，用錢用人，用錢抓人，可以最大限度的調動人的積極性，這是當前市場經濟中最好的辦法。雙星人要“靠勤勞、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名牌發展，個人發財。
——汪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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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海語錄
（一）錢管的重要意義
☆ 政治工作也需要經濟作基礎，再講奉獻的雙星人也需要錢。
☆ 情是基礎，嚴是關鍵，錢是催化劑。
☆ 雙星人要靠勤勞、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來，這也是把精神與物質。結合好，平衡好，運用好。企業要發展，國家能受益，個人也要有所得。
☆ 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也是檢驗政治工作的標準。要把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經濟效益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怎樣發揮錢管的作用
☆ 用好錢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 用錢管人，用錢減人，用錢用人，用錢抓人。
☆ 靠勤勞、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來。
☆ 名牌發展、個人發財、員工過上好日子。
二、做法與效果
（一）主要做法
1、用“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用“錢”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解決政治、經濟“兩張皮”的問題。
2、用“錢”理順各種分配關系
用“錢”理順各種分配關系，按貢獻大小實行分配，拉開工資收入差距，按勞取酬，多勞多得，不勞不得，杜絕吃“大鍋飯”。用“錢”衡量水平高低和貢獻大小，晉升職務，提高工資。
3、用“錢”肯定貢獻和業績
用“錢”衡量超額勞動和創新成果，鼓勵那些肯付出、沒級別的能人拿高薪，鼓勵不同工作領域的員工積極創新，鼓勵新員工主動學技能，鼓勵生產經營中多涌現標兵、能手、星級技工，對有功者嘉獎，對大功者重獎，讓員工工作有目標、有動力。
4、用好“錢”提高員工的福利
用“錢”提高員工的福利，如解決與員工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住房、食堂、醫院、幼兒園、班車、澡塘、休假、旅游等問題。
（二）主要效果
1、解決了政治、經濟“兩張皮”現象，做到了精神與物質的最佳結合
雙星突破了計劃經濟時期思想政治工作不敢言錢的禁區，徹底地解決了過去喊了多年而一直沒有解決的政治、 經濟“兩張皮”的現象，做到了“精神物質一起抓，并使之達到最佳結合”。豐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內涵，提出了“用好錢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論觀點，并對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員予以重獎，獎彩電，獎房子，獎汽車；又提出“雙星人要靠勤勞、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來”，以此成為雙星人做人做事的標準和事業追求的目標，極大地激發了雙星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指引著全體雙星人在市場經濟當中不斷前進，創造了雙星發展史上的一個又一個奇跡。
2、找到了政治工作的落腳點
雙星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假、大、空”，把功夫下在“真、小、實”上，著眼于與“人性”貼近、再貼近，讓員工能看得見、摸得著，運用“細化、公開、公正”六個字，將集團公司內部6萬員工的“名”（各種榮譽）和“利”（包括職務、工資、獎金、獎勵、紅利、福利等）的分配做得大順民心，找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腳點。
3、重獎有貢獻的員工，調動了員工工作積極性
在對創新、質量、經營等各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員工，從80年代最早的獎勵電視機，到今天獎勵房子，雙星發揮了錢管的重要作用，極大調動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每年集團都有千名以上員工受到集團級獎勵，80%以上員工享受到車間級以上獎勵。
4、激發了員工的熱情、激情，增強了員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用“錢”管讓員工切實感受到了“有付出就有回報”，“在雙星干有奔頭”，激發了員工的工作熱情和激情，增強了員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5、促進了企業的基礎管理
對有創新、有小改小革項目的員工進行獎勵，促使員工更加積極的進行創新和小改小革，不斷促進企業各項基礎管理工作的提升和完善。
三、典型實例
（一）用“錢”管—雙星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
1991年春，原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到雙星考察，汪海從煙臺趕回來，向中央領導作匯報，他第一句話就問：“你愿意聽真話還是假話？”
王忍之不禁一愣：“當然聽真話！”
“真話好說，就是難聽。”汪海賣了個關子。
王忍之說：“共產黨人講究實事求是，自然要講真話，老實話。”
于是汪海直言不諱的說：“不管是市、省宣傳部門，還是你們中宣部發下來的文件，我們都很少去學習執行。”
“那你抓什么？”王忍之問。
“我就抓一條：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只要不違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原則就行了。”汪海說，“我們雙星有自己的‘三熱愛’—愛雙星、愛集體、愛崗位。工人愛國得先愛廠，愛廠先愛崗。只要做到這三點，就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所以我們提出雙星人的形象意識是‘為國家爭光，為民族爭氣，為雙星增輝’。在新的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強、要提高，必須創新，要讓大家聽起來感到你說的是實話，說得有道理，愿意照著去做，我看這就達到目的了。假如你成天在這里學文件，在那里念報紙，他覺得離他的思想十萬八千里，這樣的思想政治工作白白耗費精力，徒勞無益。比如現在搞市場經濟，我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提出全員轉向市場。全員轉向市場，不是說大家都上市場賣鞋去，而是一針一線與市場相連，縫鞋幫的縫不好就會影響質量，影響雙星的形象，就等于砸了工人自己的飯碗，別的也就談不上了??????”
面對一個中央領導，這樣的話雖然是大實話，卻不是誰都能講出來的，這就是汪海的可貴之處。所以王忍之在參觀工廠后對他說：“我走了14個沿海城市，就碰到你一個人說實話。”
汪海別立一格提出了“市場政治”的觀點，要以市場政治指導企業在市場經濟下的行為。汪海的“市場政治”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市場政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的上層建筑，它是統領企業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核心理念，它包括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企業管理、企業文化以及相關的制度層面的東西，是物質與精神的辯證統一。簡言之，就是在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政治。
雙星之所以能夠率先走向市場，首先是思想進入了市場，超前的思想在實踐中形成了超前的理論，然后又來指導事業發展，使雙星在企業內部及外部環境都十分惡劣的條件下，能夠突出重圍并不斷發展壯大，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創造了自己的企業文化。回顧雙星三十多年來的發展道路，在每個歷史階段基本上都沒有大的失誤，始終挺立潮頭，歸根到底就是因為有著正確的市場政治理論作指導。
可以這么說，汪海的市場政治理論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其指導思想就是鄧小平理論。在這一旗幟下，才能創造性地把企業政治具體化、實效化。
雙星所謂的市場政治，有很大成分是講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多人認為市場經濟中企業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了，其實這是一個認識的誤區，這種觀點對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貽害多多。汪海始終認為，市場越活躍，越需要務實的政治理論，靈活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能削弱，反而要加強。假如沒有正確的思想、理論作指導，沒有優良的政治作風作先導，在市場上也就不能創造性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1984年，汪海樹立雙星企業精神時，其中一項是“興利”，當時許多人都不理解。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義、利之辨是很嚴酷的，是有政治風險的，在那個只講奉獻、只講精神的年代，講興利，講金錢物質的東西，很多人認為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是庸俗哲學，是資產階級錯誤思想，輿論斗爭很激烈。可是企業搞經濟怎么能不談“利”呢？不從實際出發，不實事求是，把思想政治神圣化、教條化，也就使思想政治工作越來越空洞、枯燥，越來越被人們所厭棄，只能對經濟建設產生消極作用。汪海抓政治，在企業內部解放思想，首先從“興利”開始。
后來汪海又提出：用好錢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市場經濟中，怎么把你手中的錢運用得最好，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同時又用錢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企業作貢獻，創造價值，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國有企業要探討的問題。以往，政治、經濟“兩張皮”的現象喊了很多年，雙星卻把它們很好的解決了。從最早開展的“三個百”競賽到“成本在我身邊”競賽、“刀下留錢”競賽，以及以資金為中心的，以降低六大費用為重點的深層次管理和“三個知名度”大討論等等，都是精神與物質、思想政治與經濟的有機融合。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經濟作保證，不能只講奉獻，不講利益。1992年汪海又提出雙星人要“靠勤勞、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來”，也就是要把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個人與企業的關系結合好，平衡好，運用好。企業要發展，國家能受益，個人有所得。
在中宣部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汪海發言講，貨幣是商品的一般等價物，它雖不能代表人格，但它在社會上流通，沒有它人就不能生存，你去飯店吃飯，沒有錢就吃不上，所以說企業在用錢方面是很有學問可研究的。贊同他的觀點的人說，“用好錢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這個說法提得好，哪個單位把錢用得好，哪個單位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就都會建設好。
另外，市場政治也是民主政治。雙星的職工民主管理委員會從1983年開始就參與企業管理，職工代表對企業具體的人、具體事包括對管理層進行面對面的實事求是的評議，而且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被稱為企業政治的典范。管理也是政治。雙星提出要在實際工作中管理人、教育人、解放人，提倡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化、細化，敢于抓具體人、具體事，這才是更重要、更過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具體化成功的一個表現。
有個時期上面要求黨政分家，有的企業連黨委會的牌子都摘了下來，似乎企業不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了，汪海卻有他自己的獨特認識：“黨委會牌子不能摘，新形勢下廠長要抓政治，黨委也要抓經濟，這樣才能保證企業的健康發展。現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黨、政都要圍著經濟轉，怎么能分家呢？”后來上邊又傳達了新精神：黨政班子不但不能分家，還要加強黨的工作。一些企業又紛紛重建黨的機構，增加黨務干部，汪海卻不盲從，說：“折騰什么？兩套班子，兩張皮，豈不是又要造成黨政矛盾么？”這就是汪海，雖然善于逆向思維，卻一貫堅持一個原則：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汪海講，一個企業家不但要像戰場上的將軍，還應是一個有著自己思想的政治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國的政治，很難在市場上取勝。汪海常發逆耳之言，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很有政治頭腦，這是一種更高級的智慧。
（二）重獎科技創新人才
今年52歲的李有才是個能人，1961年從鄭州工業學校畢業后就來到青島第九橡膠廠。這么多年來，廠里人都知道李有才是個革新迷，年輕時迷，年過半百了還迷!
李有才好琢磨，又愛提建議。從60年代初到現在，他提的各種革新建議真可以車載筐挑了。雖然廠領導換了好幾茬，可誰也未曾冷了李有才那顆為了工廠嘔心瀝血的心。
1963年，李有才搞出了脫楦機，代替了把成品鞋一雙雙從鞋楦上拔下來的手工勞動，提高工效30倍，當時化工部曾專門開會推廣李有才的這項新技術。可李有才卻說：“搞這項發明時，我是提過幾個點子，但主要是領導都采納了，還幫我解決這、解決那，不然也白搭。”1964年，在廠領導的支持下，李有才又用裁斷機的原理發明了切割膠鞋底海綿的沖切機，提高工效近40倍。通過這兩件事，大伙都說“有才真是有才”。
有才平時話不多，但他只要萌發一種革新的想法，就憋不住要找領導提。他說：“有好點子不提，那是對廠子不負責。”
1985年，汪海出任青島第九橡膠廠廠長。這位山東大漢走馬上任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號召職工提合理化建議。有一天下班后，李有才找到汪海，提出了搞膠鞋成型連續化、自動化的設想。汪海一聽樂了，和李有才一起有板有眼地談到晚上9點多。李有才最后說：“讓我搞，我還有個條件，我要兩個人。”“行，你自己挑。”第二天，李有才挑選的兩個肯學能鉆的小青年就向他報到來了。
廠區西頭有兩間小屋，不大，還挺陰冷，但李有才感到在這里搞研究已經挺好了。自打李有才領著幫手在這里搞起了研究，汪海就成了這里的常客。他經常來詢問李有才有什么困難，鼓勵大家好好搞。
李有才從膠鞋的出型開始研究。過去膠鞋邊上的膠皮彩條都用手工貼，費工不講，質量也差。經李有才潛心研究，搗鼓出一種雙色圍條機，不久又搞出了多色圍條機，一次就能自動在鞋邊上貼4種不同顏色的彩條。專家們鑒定認為，這種設備填補了我國膠鞋生產中的一項技術空白，性能可與日本、韓國的同類產品媲美。為此，李有才得到了轟動島城的重獎—一臺當時社會上人人夢寐以求的彩色電視機。
（三）雙星獎勵特級創新能手出國旅游—獎旅游、增信心、渡難關
2008年12月18日下午，雙星集團在青島總部舉行了“雙星集團特級創新能手出國旅游活動啟程儀式”，為企業34名特級創新能手赴中國香港、澳門地區及新加坡、馬來西亞九日游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雙星集團總裁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雙星集團總裁汪海和這些特級創新能手一一握手表示祝賀，勉勵他們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創造成績，為戰勝金融危機，影響不懈努力。雙星特級創新能手們頭戴紅色雙星帽、身著雙星運動裝、腳蹬雙星名人跑鞋，身披“雙星集團特級創新能手”大紅綬帶，手拉雙星高檔大紅旅行箱包，個個笑容滿面，洋溢著無比自豪和榮耀之情。
多年來，雙星集團堅持年年對質量標兵、創新能手、雙星勞模“獎旅游”，這些標兵、能手、勞模大都來自一線的生產、技術和管理骨干。組織他們爬泰山、登長城、游故宮、觀看升國旗儀式......．營造出濃厚的“學先進、趕先進、當先進、做勞模”的新風氣，又為企業不斷發展奠定堅實的人才基礎，鑄就人才強勢。
雙星每年組織創新能手、質量標兵、雙星勞模免費旅游的做法，雖然花費不小，但對企業來說，已經成為其激勵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星集團總裁汪海談道：“這是雙星堅持多年的精神和物質相結合，實現思想政治工作具體化的一種好形式。通過這種形式，廣大員工確實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激勵。這個錢花得值。他們都是企業的崗位明星，為企業發展作出了貢獻。這些先進中的先進，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戰勝發展中不利因素的最寶貴財富。我們通過組織他們出國旅游，開開眼界、開拓思路，考察一下市場，這將使他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有熱情。特別是目前的金融危機，企業更要靠核心技術，靠充分挖掘人才發展潛力，創新思維，打好商戰中創新的人民戰爭，才能渡難關，戰勝危機。”
即將踏上出國旅程的雙星鞋業工業園制幫車間主任孫愛芹，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高興地對車間的姐妹們說：“做夢都沒想到，集團會對一名基層的普通管理骨干給予出國這么高的待遇，我們更應該珍惜工作，回報雙星。”
四、專家點評
在市場經濟時代，“人”首先是以“經濟人”的姿態生活的，即首先必須以獲取一定的經濟收入為其生存的基本條件，然后才能從事其他活動，比如政治、法律、道德、藝術、教育、哲學、宗教等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人的勞動付出與收入所得長時間處于不平衡狀態，即“入不敷出”，這個人的積極性必定受挫。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特別是在極“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我們卻總想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之類的思維方式來解決這個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問題，得到的結果總是事與愿違。
人作為高級動物，體現自身價值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人的這種本能的體現形式有兩種：一種形式是精神上的追求，如授予榮譽稱號、頒發證書獎牌等等；另一種形式就是物質上的追求，其集中表現就是追求“錢”，這是精神鼓勵所不能替代的。因為在市場經濟當中，貨幣是商品交換最主要的前提和保證，它雖不代表人格，但卻在社會上流通，沒有它人就無法生存，因此，任何人都無法回避“錢”。
汪海總裁較早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常說：“再講奉獻的雙星人也需要錢。”
所以，早在80年代初期，他在講企業精神時，就將“興利”作為一條很重要的內容列入其中。可以說，“興利”這一觀點的提出，強烈地沖擊了當時那個年代共產黨人恥于言利的思想禁區，長時期遭到非議，但卻使雙星人在進入市場初期就牢固樹立起市場經濟的效益觀念。后來 ，他又將“興利”擴大化，大膽地提出了“用好錢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這一理論觀點，并對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員予以重獎，從而更大限度地調動了全員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后來，他又提出“雙星人要靠勤勞、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來”。這不僅是將精神與物質結合好、平衡好 、運用好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成為雙星人做人、做事的標準和事業追求的目標，并指引著全體雙星人在市場經濟當中不斷前進。
革命導師恩格斯早就指出：“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而后才能爭取統治權，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恩格斯闡述的這個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即物質第一、精神第二，應該成為企業管理、特別是企業薪酬管理的根本方針。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完全否定精神的作用呢？不是。歷史唯物論認為，精神與物質相比當然是第二位的，但這決不是說精神是無用的。相反，精神對物質具有反作用，在一定的特定條件下，精神可以轉化為物質，精神對物質具有強大的能動作用。所謂“一定的特定條件”，主要是指特定的人（如革命領袖、戰斗英雄、勞動模范等極少數精英人物）、特定的環境（如物質條件極度匱乏，連續殘酷的戰爭，如紅軍長征、抗震槍險、抗洪救災、與歹徒搏斗等）、特定的時間（如各種競賽的沖刺階段、登山接近頂峰時間等），在這種特定條件下，就必須強調精神的能動作用，促使精神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并不違背歷史唯物論，恰恰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唯物辯證法。
“精神對物質具有強大能動作用”這一原理，汪海總裁不僅深諳其精髓，而且在他的管理實踐中運用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