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汪海擎雙星
我身處時代的浪潮中，始終活躍在改革開放的第一線，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我的團隊一起創立了雙星市場理論，成就了雙星名牌。有人說我是時代的實踐者、開拓者、成功者，我認為，自己是個幸存者。
——汪海
削減機構第一刀
1979年，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是一個名叫喬光撲的虛構人物。
天津作家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發表于1979年7月號的《人民文學》。這是一部描寫企業改革的小說，在當時引起巨大轟動，人們從喬廠長身上看到了一個敢于對企業負責、敢于挑重擔、敢于得罪人的企業領導形象，以至于在后來的很多年里，人們都習慣用“喬廠長”來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最像喬廠長的人是青島橡膠九廠（雙星集團前身）的汪海。
汪海在接任雙星黨委書記后，為了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場企業機構改革，而第一個改革對象就最讓人頭痛的安全科。
當時雙星的安全科被稱作“超階級科”，包括正、副科長在內將近20人，基本上是一些領導干部的親戚、子女、關系戶，在機關里沒人敢惹。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占據著臨街辦公樓整整一層的房間，大小有近千平方米，而且是一人一個辦公室，就連會議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還專門配有打字員、放映員，這恐怕全國所有企業都沒有這么大的安全科，也沒有這么大的氣派和排場。
安全科作為負責安全生產的主要科室卻從來沒給生產一線的工人發過一雙手套，更不用說工作服了，即便是工人僅有的一條圍裙也是補丁摞補丁。夏天，車間里的工人們都是光著膀子干活；相反，這些坐在辦公室里養尊處優的“老爺”倒有工作服穿。工人對他們是又恨又怕又無可奈何，背地里把這個特權小王國稱為“超階級科”。
正因為安全科在當時是雙星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所以讓安全科與勞工科合并便是汪海改革所走的第一步。
當時汪海走這步棋，除了達到精簡機構、敲山震虎的目的之外，還有一個更為深遠的考慮，就是由于工廠改革以后剩余勞動力的安排問題，職工子女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等等，都是企業亟待解決的大問題。當時汪海就想，雙星地處市南區黃金地段，離棧橋只有一箭之遙，具備得天獨厚的發展第三產業的優越條件，為什么讓這一棟臨街的辦公樓白白地讓這幾個科室占據著，而不“騰籠換鳥”辦服務公司呢？
汪海的這個意見在黨委會上得到全票通過。當天下午汪海就找來安全科的正、副科長談話。還沒等汪海把話說完，兩位科長一下子就把汪海頂了回來，他們振振有辭地說：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級規定設立的。如果現在部里、省里或是市里有撤銷安全科的決定，我們無話可說，拿不出上級的規定想撤安全科，門都沒有。談話僵住了。汪海沉思片刻，斬釘截鐵地說：“你們要上面的決定，沒有。但是讓你們合并是廠黨委會從實際出發做出的決定，希望你們能夠顧全大局。”
第一次談話沒能說服他們，汪海讓他們再慎重考慮一下，晚上又找他們進行了第二次談話。但他倆的態度仍很強硬，仗著他們有上級領導做“后臺”，再加上廠里的干部子女都在安全科的特殊關系，他們仍拒不執行廠黨委會的決議。
這一次汪海是真火了，他說：“這些年來，你們養了那么多閑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你們都干了些什么？兩千多工人連件工作服都沒有，一條破圍裙還是交舊領新，三年換一次；可你們呢，倒是清一色的工作服，而且夏單冬棉，外加棉鞋棉衣棉手套。這些東西都是從哪里來的？是用工人們的血汗換來的！你們捫心自問，對得起工人嗎？安全生產，生產安全，可你們連車間都很少進，上哪兒去找隱患？你們稱職嗎？這些情況哪一條不是事實？你們要是有理，擺出來讓我聽聽！”
汪海慷慨激昂，把積在心里的話都說了，他們當然擺不出個所以然，只能用沉默來表示不滿。接著汪海平靜了一下情緒說：“給你們三間房子已經很不錯了，回去馬上把樓層給我騰出來！”汪海步步緊逼，安全科也毫不示弱，他們放出話來說：“讓我們搬家？沒那么容易！我們要集體上訴。”
汪海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也發出死命令：“告到哪兒我都不怕。黨委會的決定必須立即執行。明天下午6點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點，一律撤職，并按廠規廠紀處理！”
此令一出，全廠為之震動，大家都拭目以待，要看看到底是汪海改革的這把刀硬，還是上面有“根子”的安全科硬。而此時，安全科也在開會商討對策，并把人撒出去到上級主管部門游說，尋找上層的支持。第二天中午12點，汪海見他們仍然按兵不動，又召開一次黨委會，決定罷免安全科的兩位科長。開完會，汪海就站在廠門口，兩眼直盯著斜對面的辦公樓，當時汪海就想看看正氣到底能不能壓倒邪氣。而安全科的人也站在屋里的玻璃窗后面看著汪海，擺出了抗拒到底的架勢。
這時候周圍靜悄悄的，連車間的流水線都停了下來，那習習吹來的海風也好像屏住了呼吸，和大家一起觀望這場斗爭到底誰勝誰負。兩軍對壘的局面持續到了下午三點半，四點半、五點……安全科終于在正義面前退卻了，在眾目睽睽之下搬走。
把“女皇”拉下馬
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汪海十分明確地認識到，現代企業改革，沒有職工參與只能是空中樓閣，只能是紙上談兵，這一點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是決定性因素。
汪海在中層干部大會上說：“我們黨組織不能代替職工進行民主管理，要組建職工參與管理的‘民管會’，讓工人們真正體會到當主人的含義，把企業管理推向一個新高度。”但是，一些在平常時養成惡習的干部卻不以為然，并到處放風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汪海搞這一套，就是挑動群眾斗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變。我們不能讓他得逞。”
汪海實行民主管理的監督機制與過去所謂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具有現代民主意識，后者則是極“左”時代的產物，二者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與差異，看到了這一點，汪海果斷地支持“民管會”實施權利。
“民管會”首先抓管理部門的勞動紀律，特別是把中層領導干部的勞動紀律作為第一炮來打。
平時散散漫漫已經成為橡膠九廠干部們的特色，第一天的考勤，就查出六名干部遲到早退，另外四名干部擅自離開崗位不知去向。“民管會”將考勤的情況張榜公布出來，對違紀的干部進行通報批評。這其中，包括一個被職工們稱為“女皇”的干部。單從她的綽號來看，就可以想象到當時她的飛揚跋扈和不可一世。
“女皇”確實是位大有來頭的人物，她是市里某大機關領導的夫人，又是當時橡膠公司某領導者的“紅人”，社會關系多、根子硬，在廠里官不大，勢不小，誰也管不了她，就是領導外出用車都要看她的臉色，由此可見她的霸道與蠻橫。而這一次“民管會”把她給“管”上了，她覺得大丟面子，沖到宣傳欄前一把就將通告扯下來撕得粉碎。然后跑到工會大鬧，吵吵嚷嚷地說：“你們跟著汪海干，發動群眾整干部，等著瞧吧！你們一個個都沒有好下場。”
“民管會”的人哪見過這陣勢，慌了手腳，急忙跑來找汪海，六神無主地說：“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了，我們該怎么辦啊？”
汪海鎮定自若地告訴大家：“你們是企業的主人，主人管仆人有錯嗎？沒有錯！你們怕什么？按照規定，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你們不用怕，一旦出了事我來承擔，我就不信正氣壓不倒邪氣！”有汪海的這句話撐腰，“民管會”的同志才有了底氣。
汪海雖然給“民管會”的人打了氣，鼓了勁，但也深知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影響著企業領導的任命和罷免，想到這兒，他的手里也滲出了汗，但是經過戰爭洗禮的汪海，更知道打仗的規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不把老百姓心中認為最厲害的人物拉下馬，企業就不會走上正軌。
有好心人找到汪海，告訴他要小心，如果不給“女皇”這個面子，會對他不利。有好事者也找到汪海，對他說，你要想這個書記當得長久，見好就收，給她一個面子，她會給你留條路，不然后果不堪設想。
汪海深知，兩軍相遇勇者勝，兩事相逢正壓邪！
第二天，汪海專門召開了一次全體干部大會：“我們企業搞不好是誰的責任？不是工人，不是技術人員，是我們的干部，是我們的機制，是我們的領導者。大家看看自己是怎樣為企業付出的，干部從來工作沒有硬指標，還有相當的靈活性和自由度；而工人卻在流水線上一坐就是一天，連上廁所都得有人替。他們一針一線，一錘一剪地創造著九廠的財富，養活著我們大家，又時時處處被我們看著、管著，如果大家設身處地、換位想一想，你們要是生產一線的工人該怎么辦？你們干部管工人管了30多年，難道工人們就不能管一次你們嗎？管一次就暴跳如雷，那還得了？在此，我向大家再宣布一遍：‘民管會’就是要管干部，就是要捅‘馬蜂窩’，就是要摸‘老虎屁股’。我是從軍隊下來的人，我知道打仗時要看干部的帶頭作用，如果干部不身先士卒，不沖鋒陷陣，這仗一定要敗。從今往后，凡是被職工代表評議為表現差的干部，不管與我汪海是親是疏，一律免職。堅決鏟除干部比工人優越的陳舊思想。”
汪海的話對干部們觸動很大，他們紛紛表示支持“民管會”。汪海見取得了效果，對“民管會”的工人們鼓勵道：“如果發現誰撕了布告，第一次通報批評，第二次就除名。你們要有撕了再貼的精神，要有與不公平的人和事做斗爭的精神。將來你們如果查出我汪海的問題，照樣通報批評。”
汪海的精神感染了大家。當天晚上，通告第二次出現在廠門口的宣傳欄上，工人們里三層外三層地爭相觀看，情緒都很振奮。而那個“女皇”一看這種情況，便糾集了一幫人跑到市里去告狀，市領導的回答卻讓她大失所望：我們既然選擇了汪海，就會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無論是整頓紀律還是大刀闊斧的改革，只要他的初衷是為了把企業搞好，我們就支持到底。
“女皇”知道自己沒有什么可以靠的了，也只能偃旗息鼓，這場戰斗以汪海和他的工人兄弟們的勝利而結束了。不久，“女皇”調到別的單位去了。
4年以后，“民管會”又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而問題恰恰就出在汪海身上。當時是因為全廠元月份的生產計劃沒有完成，該扣發誰的獎金所引出的風波。有的人認為生產指標沒有完成，就應該扣發直接責任人的獎金；部門沒完成指標應該扣發部門領導的獎金，而全廠沒有完成指標，理所當然應該扣發廠長的獎金。
由于汪海當時是廠長兼黨委書記，而此事恰恰牽扯到汪海本人的自身利益，所以最終的結果始終定不下來。汪海聽到這件事后找到“民管會”的同志們：“不管是誰的錯，錯了就該受罰。在我們廠里，沒完成計劃，當然是因為我的工作失誤造成的，我是廠長，理所當然應該受罰，沒什么可爭議的！”于是，就在那個“女皇”怒撕通告的地方，由“民管會”貼出了一張元月份扣發獎金的名單，而汪海的名字就被列在第一位。
從那以后，干部們的壓力更大了，工人們的干勁更足了，“民管會”的職責也就這么一直延續了下來，直至今天，這種民主機制在雙星的管理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沖破舊體制
就在汪海開始全面改革時，企業突然面臨著嚴峻的生存考驗！
商業部門停止收購他們生產的兩百多萬雙解放鞋，這一消息傳出，如同平地一聲炸雷，把全廠職工震蒙了。這無疑宣布他們生產的產品斷了銷路，企業沒了生路。
多年以來，他們作為國家的膠鞋生產廠，一直在計劃經濟的模式里運轉：原料由國家統配，產品由國家包銷，企業只一門心思做鞋。現在負責統銷的商業部門不要貨了，后路被堵死，工廠的走廊、辦公室、籃球場全堆滿了鞋，這是兩千名職工的心血呀，一雙雙鞋就像一塊塊石頭壓在職工們的心上。這對一個企業而言無疑是滅頂之災，對企業的領導而言如同當頭一棒。廠里到處堆著膠鞋，工人們眼巴巴地等著開工資，汪海的心里在一股股地流血：職工的吃飯穿衣問題將如何解決？今后怎么辦？我們的出路在何方？
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汪海長嘆，橡膠九廠這家有著近幾十年歷史的國營大企業，為國家做出了多少貢獻？這些愛廠愛國的職工，為國家付出了多少心血？難道說就這么完了？企業不能垮臺，職工不能沒有飯碗。說什么我也要為企業和職工找到一條出路！
于是，汪海一大早就跑到了商業部門。他找完科長找處長，最后找到局長，他說“生產解放鞋的計劃是國家下的，怎么能說不收就不收了呢，希望領導考慮一下我們職工的生存問題，這是國家的企業，如果職工發不出工資，他們怎么樣生活，在社會上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呀……”，希望局領導能夠給我們貸些款解決困難。”汪海使出渾身的解數，軟磨硬泡，整整半天，然而領導的態度是堅決的，那位局長告訴汪海，要錢？一分沒有！
汪海碰了壁，他無奈地走出商業局的大門，這時他又想到了橡膠公司，那可是他們的真正上級單位。他希望橡膠公司的領導能幫助收購一部分鞋，解救工廠的燃眉之急，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堅定的：“你們生產的解放鞋賣不出去，我們不能再做賠本的買賣了。”汪海一聽就火了，“我們的鞋一直賣得很好，怎么說沒人買呢？”領導見汪海一臉叫勁的架式，轉身走了。
汪海走投無路了，汪海怒發沖冠了！他沖著那些官老爺們喊道：“這個廠子到底是誰的？生產計劃是誰下達的？現在生產任務我們完成了，你們說不要就不要了，還講不講信義？還有沒有王法……”
汪海幾乎跑斷了腿，喊破了嗓子，但就是換不來一分錢。
回到廠里，置身解放鞋的層層包圍之中，汪海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梁山好漢，那一百零八將并非愿意鋌而走險，落草為寇，而是被環境剝奪了生存的權利才占山為王、替天行道，干出了那一番轟轟烈烈的壯舉。現如今，企業的出路已被切斷，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只有帶著職工破釜沉舟，“逼上梁山”了。
幾天幾夜的奔波，幾天幾夜的思考，有一件事讓汪海茅塞頓開。1984年春節前夕，鄧小平第一次南巡，向全中國人民表明了中央堅定不移進行經濟建設、全面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汪海如久旱禾苗遇春雨，眼前豁然開朗，他感到小平同志的講話給企業指明了方向，帶來了生機。
汪海立即召開了黨委會，他說，企業要生存必須融入商品經濟，在進入市場前首先是解放思想，從思想上進入市場，怎樣進入市場？說白了，就是我們自己推銷自己——賣鞋。企業要生存，職工要吃飯，我們只有自己救自己。 這時的汪海只有一個心思：“企業要想活下去，只有進入市場走自己的路，求得生存的權利。”
隆冬臘月，汪海不顧限制企業私自銷售產品的禁條，下令人人穿上自己生產的解放鞋，去賣自己的產品。臨出發前他對大家說：“我們橡膠九廠從今天起，就是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后悔者走人，不情愿者，也請走人。”說完，帶著職工背上一包鞋走出了廠門。
正是汪海不服輸的性格使他勇敢地邁出了這一步，成為最早走入市場的第一人。
20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尚在萌芽，市場經濟還沒有真正進入中國人的視線，私自銷售產品視為違法。為了避開商業部門駐廠人員的耳目，他們每天都像昔日的敵后武工隊那樣夜間出動，把產品偷偷運出工廠搞試銷。
不料，他們的行動還是走漏了風聲，商業部門勃然大怒，并以此為借口，聲明不僅現在不要雙星的解放鞋，以后也永遠一雙不要！
汪海也被激怒了！“共產黨員連死都不怕還怕你們不要我們的鞋，置之死地而后生。你們永遠不要更好！以后我們還不偷著賣了呢，正大光明地賣。”
汪海的斗志被再一次被激發出來了，他告訴大家，“有人就穿鞋，關鍵在工作，只要大家齊心協力，鞋一定都會賣出去的。如果一年之內不能改變現狀，我辭職。”
沒有商業部門的監管了，汪海與業務員一起大白天背著鞋走上大街，放開膽子闖蕩了起來。可當時的大環境很難有他們的容身之地，為此他們經歷了千辛萬苦。
廠里的一個年輕工人，背著鞋一路向南推銷到了湖北襄樊。他已經被人家16次拒之門外了，身上的錢花完了，腳上的鞋已經穿破幾雙了，一身的疲憊，一身的泥土，就在他要絕望了的時候，他挺著最后的氣力，用最后的一點信心，第17次走進一家商場，對方出于禮貌給他泡了一杯清茶，他手捧茶杯竟感動得熱淚滾滾。這是他遭受了無數的冷臉、無數的白眼后第一次得到的真誠相待啊。他向商場的負責任人訴說了自己的經歷、企業的無奈和他們自己找出路的決心，這一次，他終于成功了，商場的負責任人被打動了，向他訂購了1500雙鞋。
還有一個年輕工人外出推銷，走了半個多月沒有音信。就在廠里的領導焦急不安，汪海準備要發尋人啟示時，他突然發回急電：訂鞋16000雙！消息傳出去，全體職工奔走相告，喜慶的氣氛就像過大年一樣。
一年工夫，汪海帶領職工們走南闖北，靠著一張嘴兩條腿，硬是把積壓的產品銷售一空。職工們不但保證了工資，還能領上點獎金，更重要的是，這是他們第一次走向市場，第一次憑借自己的努力淘回的第一桶金呀！
每當回憶這段往事，汪海都會感慨萬千地說，那一年，雙星被“斷奶”之后，一切都是來自市場。橡膠九廠 “無上級企業”的自由狀態，加速了我思想上的成熟和經營上的跨越。第一桶金雖然艱難了些，雖然苦澀了些，但這第一桶金的意義卻是非同尋常。它代表著雙星走市場的決心，它代表著雙星的企業改革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焦點透視：先行者與開拓者
翻開中國的歷史，從戰國時代的商殃變法到清朝末期的戊戌變法，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見證了社會改革之艱難，改革者命運之悲慘。我們這個民族習慣于墨守成規，習慣于在已有的定局中打轉。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們被先進國家遠遠地拋在了后面，才勢如破竹地走上改革之路。但是，改革之難，改革之痛，仍然在拷打著人們的意志和靈魂。在這場震驚世界的經濟變革中，汪海像一名勇士們，迎著困難上，以舍得一身剮的代價推動著企業改革的車輪。
我們知道，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和“階級斗爭”，使人們的頭腦里長滿了落后思想，拉幫結派、官官相護，凡事都以自身利益為軸心，這些腐朽的封建意識的傳播與感染，使整個社會都陷入了迷茫與困頓之中。
汪海深知不改革，不能建立正確的人際關系；不改革，企業無法向前發展。這時的汪海像深陷危城中的將領，帶領著他的團隊奮力突圍。他們突破了舊的思想觀念、舊的干部制度，由坐在家里等飯吃，主動闖入市場求生存。面對荊棘與險灘，汪海作為團隊的靈魂人物，一直勇于創新，果斷決策，在他的帶領下，一個被堵死后路的企業，奇跡般地出現了轉機。
現在，雙星人已在市場經濟的考驗中，職工的思想統一在“為雙星名牌爭光”這一核心理念之下，創名牌、保名牌是每個職工不可更改的信念。雙星人的思想觀念已經脫胎換骨，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變得和諧而融洽，他們心中的目標卻更加明確了：“自己端的是市場的碗，吃的是市場的飯，市場需要就是我們的工作標準。”
如果說，汪海經過30多年的奮斗，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發展成了世界知名的“大雙星”，是他人生道路上結出的碩果，是他在事業上贏得的最高榮耀。毋寧說，汪海作為一個改革者，他重新樹立了雙星人的精神追求，統一了從干部到職工的思想觀念，探索出了一條國企改革的成功之路。
回首企業改革的歷程，汪海之所以是汪海，就在于他始終保持了改革者的激情與沖動。他的每一次主動進攻，都會與既定目標的距離縮短一段。而他的成功，也讓我們看到了時代的進步，看到了民族思想的解放。中國人因循守舊的觀念被破除了，像汪海這樣的改革者得到了國家和省市領導的支持與愛護，受到了人們的尊敬與愛戴。這是思想意識的與國際接軌，是民族文化的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