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英雄夢
汪：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應該是我的父母。父親叫汪永源，是汪家的長子，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對人特別誠實、忠厚，從來沒有害人之心，是個非常樸實能干的人。我母親行善，愿意幫助弱者。二十年代，我家住在山東靠近安徽北部的農村，由于生活艱辛，窮得過不下去了。父母就決定離開那里，逃荒到微山湖去。當時我姥姥家已從外地遷到微山湖了，等于說母親是逃到娘家去了。父親有一門手藝，專門給人家劈樹根。因為我們那里到處都是樹，我小時候還有，都是很大的樹。樹木都做了屋梁等東西，而樹根要專門有人劈開才能燒，父親就是出這個大力的，扛著大镢和其他工具，在方圓幾十里的地方，到有錢人家攬這種活干。
剛到湖邊時，全部家當就是兩只筐子，什么都沒有，要重新建一個家談何容易？但我母親很能干。我的舅姥爺在當地是地主，而母親人窮志不短，和她舅家根本就不來往，自己在湖邊弄一個窩棚，全家在里面維持生活。那時候父親在外面給人家扛活，能掙多少掙多少。全家的生活負擔基本上是由母親來承擔的。在春夏之交的時候，母親就領著兩個哥哥和大姐到湖里撿那些能吃的東西，像荸薺、蓮子、藕。記得我小時候還吃過糠，幾天拉不下大便。還吃過蝗蟲、螞蚱，抓住了哪有油炸？都燒著吃，吃得滿嘴都是黑灰。那么窮，但母親在別人面前從來不低頭、不彎腰，就靠自己去拼去干。直到快解放時，家里終于買下了九畝地，這全都是我母親自己折騰成的。
祁：你長得像誰？
汪：像母親，但皮膚黑像父親。母親遺傳給我的最主要的特征是自強不息的性格。你想，她到微山湖時就是兩只筐子，而她卻獨自創出一個家底來，這多不容易。
我在家里八個孩子中排行老七，是男孩中最小的。小時候能活下來也不容易。兩三歲時得了一場很重的病，怎么也治不好，父母也覺得沒什么希望了。農村孩子失掉就失掉吧，就把我扔在一邊不管了。據說過了一兩天后，又聽到我哭，父親才又把我抱回來，一看活過來了，就舍不得了，抱到離村十幾里路遠的一個什么地方，找到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夫，我隱隱約約記得那人給了我一個鵝蛋。從那以后我的病就好了，再也沒有生過什么大病。聽母親講，生病時神婆子要家里大人換童子，也就是花錢到陰間去把命換回來。家里窮沒錢，說不換。四個兒子，那三個都為了保命換了童子，就我沒換，可見我還是命大。
因為死過一回，又是最小的兒子，父母就比較疼我。這樣也使我養成一種無拘無束的天性。我們那里有個規矩，孩子是不能上桌子吃飯的。而我卻非要爭著上桌子。大人實在沒辦法也就只好把我弄上去，吃點東西就“走吧走吧”，給打發走了。那時候心里不平衡，想你大人能上桌子，我為什么就不能上。這種有自己的主張，愛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性格也有吃虧的時候。記得三四歲時，見大人喝酒，就想知道這酒是什么味道，大人們為什么那么愛喝？父親的那點酒是很珍貴的，裝在一個大綠瓶子里，放在桌子上，誰也不敢碰。那時候我還光著腚，不穿衣服。我們那里的男孩子天一熱就不穿衣服了，光溜溜地到處跑，太窮了，也沒衣服穿。我當時一心想嘗嘗酒，又夠不著，就搬個小凳子站上去。趴在酒瓶口上去喝，結果凳子翻了，酒瓶也掉到地上給摔碎了。哎呀，那次闖禍，讓老父親一頓好打。
小時候在村里是個不太聽話的孩子，能夠滿村跑的時候，就能把前后三個村里的光腚娃娃們攏到一起玩打仗。他們也都喊我“大王”。到一九四八年，我們那里解放了，共產黨執政，父親成了村里的第一任村長。我也當了兒童團長。成天領著小伙伴們站崗放哨，查路條，參加斗爭地主的會啦；跟著大人們呼口號啦；到地主家去檢查啦。于這些事我都是積極分子，而且非常認真地執行著所謂的“公務”。有一次，護地的兒童團員跑來報告，說我表嫂拿了村里交公糧的豆子。我一聽就追到表嫂家，逼她把豆子還回去。氣得表嫂跑到我家里來又哭又鬧。我那個舅姥爺是地主，他就恨我恨得不得了。他有點為富不仁，我隔兩天就領著我的光腚兵到他的地里去折騰一下，把他種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小瓜都給拽下來。沒上小學前就是這么頑皮。
那時候父親雖然當村長，但實際上是我母親在后面操縱著，在我的記憶里，村里開會，研究土改、支前、組織生產自救什么的，總是母親站在眾人面前講話，指揮。
祁：那為什么不讓母親直接當村長呢？
汪：農村封建呀。母親生育撫養了八個孩子，又白手起家創下一個家業。解放初期在那種社會動蕩、變革的情況下，她又支持和協助父親做村里的工作。那么有頭腦的人，可到去世時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小時候叫什么我不知道，在她進了汪家的門以后，就一直叫汪王氏。而我父親為什么能當上第一任村長，是因為我們那里的地下黨知道我大哥很早就在外面參加了八路軍。在淮海戰役前后，國共兩軍經常在我們那里拉鋸，一陣兒我來了，一陣兒他來了的。地下黨就讓父親當秘密交通員，利用他長年累月扛著大镢四處給人家劈樹根，打短工的身分，給共產黨送信送東西。到五六十年代，地區的領導還經常去看望我父親，沒忘了他這個老交通。可惜的是他沒有文化，那時給他個信也不認字。否則也就直接參加革命了，不會成天去劈樹根。
祁：干劈樹根這個活需要力氣也需要技巧，知道在哪個地方下斧頭才行。
汪：對對，因為那些老樹根都盤根錯節。后來父親到了青島后，一聽說劈木頭就來勁了，坐在小板凳上劈。母親就對孫子們說，那是你爺爺的老本行。
祁：你大哥對你影響大嗎？
汪：有一點。大哥在我出生前就離開家了。他也是個性格很剛烈的人。小時候給地主家放豬，受地主家少爺的欺負，常常被打得渾身是傷痕。有一次遇上了大風雪，迷了路，天黑了又丟了幾只豬。他那時候才十二三歲，就一個人沿著湖邊到處找，那大雪天里哪里能找得到？見找不回來，他也害怕，因為回去肯定會受到地主家的毒打。索性扔掉羊鞭，連家也沒回就走了。結果，他一走，卻給家中帶來了災難。那幾只丟失的豬都是要賠償的呀。為還清這筆賬，父母親也是苦了好多年。到了一九四八年我才第一次見到他。
記得那是一個夜里，一陣馬蹄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爬起來一看，家門口站著十幾個兵，原來是我大哥回來了。當時他才二十剛出頭，就已經是解放軍的團參謀長了。在淮海戰役打響之前，部隊轉移到了我們這邊，離家近了，他才特意跑回來看看父母親。看到大哥挎手槍，騎戰馬，帶兵打仗。哎呀，我那個羨慕啊。覺得自己這個兒童團長比大哥的神氣可差遠了，就想跟著他也到部隊去當兵，幻想著將來當將軍。可是大哥說，你這么小，誰要你呀，快去玩去吧。
祁：一句話就給打發了。
汪：年齡太小，沒辦法呀。大哥只在家呆了一天就走了。我呢，當兵不成只好退一步求其次，對村里的民兵發生了興趣，除了管管兒童團外，成天跟著民兵們，見他們干啥我也干啥。很冷的天，民兵們夜里巡邏，我晚上也不回家，跟著他們在雪地里一二一地走，困了就爬上大炕擠在大人堆里睡一覺。當時淮海戰役已經打響了，我深怕民兵們也去參戰把自己給丟下，幾乎寸步不離地跟著他們。可惜，仗沒撈著打，倒是打了不少野鴨子。微山湖一到冬天野鴨子成群，民兵們打了來燉豆腐。夜里巡邏回來，熱騰騰地端上來一鍋，對我來說真是美味佳肴。那時候我才知道，人晚上還有吃夜餐這一說。
祁：假若你要是早生幾年，恐怕就是另外一種命運了。
汪：肯定的。小時候聽大人們講《水滸》，那些梁山好漢不畏強暴，敢于抗爭，行俠仗義，替天行道的故事對我很有感染力。想象著自己也是一條好漢。另一方面，我們家鄉那一帶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斗爭也很激烈，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祁：對。電影《鐵道游擊隊》就是表現了微山湖地區的抗日斗爭。
汪：所以我有時就想，這一生，晚了二十年，沒趕上紅軍的年代，沒能爬雪山、過草地、打日寇、趕老蔣，在戰火中馳騁疆場，真是太遺憾了。怪誰?怪自己生不逢時。
祁：你童年時滿腦子都是英雄夢，又想著當將軍。那學習成績怎么樣呢？
汪：學習成績是中上。語文課比較好。老師說我假如把全部精力放在學習上，會是一個高材生。我自打上學，就在學校弄了不少的頭銜兒。從小學一年級到后來上中專，一直都是班長、少先隊大隊長、學生會的頭。學校要搞什么社會活動都是我張羅，這樣就對學習呀、作業呀都糊弄糊弄，應付一下。老師就覺得我不認真。而我卻很喜歡參與學校和社會活動。
祁：請你講講你是怎么把村里的校長給趕走的？
汪：那大概是在一九五三年，我在村里上高小。說是校長，實際上學校就他一個人，是校長也是惟一的老師。校長這個人比較惡，動不動就對學生動拳腳，進行體罰。農村孩子老實，挨了打只有哭一場，也不敢反抗。我呢，愛打抱不平，早就對他憋著一肚子氣。有一次，我見他又打班里一個弱小的同學，就找了兩個膽子大點的同學，商量著到縣里去告他。當天放學后，也沒有回家，三個人找了條船，連夜劃著橫渡微山湖。家里人見我們夜不歸宿，急得不知出了什么事，哪里知道我們第二天早晨已經在縣委門口了。
祁：當時你們多大？
汪：十二三歲。縣委聽了我們的反映后，馬上責令教育部門派專人下來調查。沒想到還查出了這個校長的經濟問題。他不但貪污教育經費，還克扣學生的伙食費。于是就給他一個處分調走了。當時這件事在縣里很轟動，說三個學生把校長給告倒了。實際上這事情對我來說算不得什么，只要小伙伴們不再無緣無故地受氣，不再挨打我就滿足了。新來的校長兼老師姓黃，他一家遷來村里后，他的女兒黃淑蘭年齡和我一般大，成了同學。她容貌端麗，性格文靜，我沒事了就到他們家去，和她父親說事，和她哥、妹妹玩，但是她見了我不說話，我見了她也不說話。
祁：這說明你們彼此之間已經萌發出特殊的情感了。
汪：是的。她是第一個吸引我的女性。我發現愛情往往會產生一種不可估量的動力。在我青年時期，我做任何事情都想著要干出個模樣來讓她看看。十多年后，她終于成為我的終身伴侶。
在炮火中成長
汪：我十四歲時，決定離開微山湖到外面去闖蕩人生。當時大哥在青島海軍部隊。我考入了青島橡膠學校。三年畢業后，分配在橡膠六廠。一九六Ｏ年，國家的形勢很緊張，正是經濟困難時期，蔣介石又蠢蠢欲動地要反攻大陸，而且聽說有可能打仗。當時我十九歲，血氣方剛。心想這下從軍報國的機會來了。征兵的時候我報了名。體檢政審也都合格。誰想到廠領導卻堅決不放我走。因為我是廠里的革新能手，生產標兵，又榮獲過“青島市勞模”、“山東青年突擊手”、“全國優秀共青團員”的稱號，領導舍不得。怎么辦？我的蠻勁上來了，用針扎破手指寫血書，“堅決要求參軍，保衛偉大祖國”。
祁：領導被感動了。
汪：沒有。巧的是新兵們集中后，有一個叫賈寶彬的青年被父母哭著、喊著、拽著不讓去當兵，因為當時都在傳說著蔣介石要打過來，做父母的就害怕兒子上戰場。于是征兵的同志就又找到我們廠里來做工作。這樣，我等于說是為了救急才穿上了軍裝。走的時候匆匆忙忙，檔案又沒能及時轉到，在新兵訓練的兩個月里，人家一叫“賈寶彬”，我就答：到！姓“賈”姓了兩個月，反正也是假的，也就無所謂。
祁：冒名頂替。
汪：對。我能當上兵，還真的要感謝這位賈兄呢，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怎么樣。我們那一批入伍的人，倒是沒有像他父母擔心的那樣去和蔣介石打，而是和一個更厲害的對手—美帝國主義交上了鋒。那就是六十年代的援越抗美。
一九六五年，我隨部隊秘密進入越南叢林。那場戰爭打得極其殘酷。我們高炮部隊的任務，主要是對付擁有高精度武器裝備的美軍轟炸機。他那機群飛到頭頂都是黑壓壓一片，又實施地毯式轟炸，炮彈落地火光沖天，掀起的沙石紅土傾瀉下來，足能把人活埋。我們的指揮所正好設置在陣地最高的山頂上，是美軍飛機轟炸的首要目標。而我們的武器裝備不行，又沒有雷達，全靠眼睛觀測。敵人一開始轟炸，別人還可以鉆坑道隱蔽一下。而我是全團指揮排的排長，兵頭將尾，負責觀察戰斗情況。別人可以躲而我必須站在陣地上，向上級通報敵情，組織火力轟擊。最可怕的是敵人發射的火箭，它能火龍似地跟蹤目標，命中率達百分之百。哎呀在那片異國的土地上，我的許多戰友把年輕的生命都永遠留在了那里。一批倒下了，一批又沖上去堅守陣地。所以說什么叫生與死？只有在戰場上才真正能體會得到。
祁：在那種血與火的戰斗中，你能活著回來，也真是奇跡啊。
汪：我有時回想起來，也覺得命運是不可思議的。你注意聽我講這么一件事。在越南我曾經病得很重，住進了一八三野戰醫院。有一天，我突然心急火燎地特別想回部隊去。醫生說你病情剛剛穩定下來，還得治療一段時間才能出院。可是我惶惶不可終日，好像有一種力量在逼著我必須趕快離開。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一個人走了，跑到離醫院很遠的公路邊去等車。等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才遇上一輛自己部隊的卡車。回到連隊，戰友們見到我驚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說：“哎呀！你還活著啊？”我挺納悶，問：“怎么了？”原來就在兩個小時前，他們接到通知，一八三野戰醫院遭到美軍飛機轟炸，醫護人員和傷病員全部遇難。而我是惟一的幸存者。聽到這個消息，你想我的心情會是什么樣？早晨離別時他們還都活生生地與我告別，當天晚上就都犧牲了。當時復仇的心理真是達到一種瘋狂。
祁：你們在越南打了多長時間？
汪：我參戰時間是整整十五個月。但是回國以后卻因為說話牽涉到了政治問題。沒少挨批。
祁：說了什么話？
汪：事情是這樣的。在越南，我們在山上，在叢林里忙著打仗，對國內發生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后來上級傳達，說毛主席老人家親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而且還多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聽到這些傳達報告我們都激動不已，恨不得能回來看看那大好的革命形勢到底是個什么樣。等到一九六七年我們完成任務從戰場上下來，坐車駛入友誼關時，紅衛兵們還列隊歡迎呢。后來我們到了廣西南寧，看見那些“革命小將”這里一群，那里一伙地又燒、又砸，到處都是批斗會，還拉著人游街。我心想，難道這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就是被毛主席接見過的紅衛兵？我這人一向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說出來了。我對戰友們說：“這叫什么紅衛兵呀？不就是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嗎？這樣亂砸亂打，把社會搞得亂哄哄的，算什么革命？”
祁：這種話在當時是犯忌的。
汪：是啊。另外一個戰友也說：“真鬧不明白，我們在戰場打仗，他們卻在這里胡鬧。”這一發牢騷不要緊，我們的言論被人匯報了，結果我和那個戰友就被勒令留下來反省。好在我的出身是根紅苗壯，說錯話也是認識上的錯誤，可從教育。而那位戰友則因為家庭出身有點問題，當即就被脫去了軍裝，復員回老家種田去了。
祁：這事也影響了你在部隊的前程吧？
汪：當然。從越南回來后，部隊駐在衡陽。我除了挨批外，還領著師里的籃球隊到兄弟部隊去打球，到地方去比賽。那時候我才二十五歲，籃球打得非常好。另外，“文革”前期，盡管學生們鬧得厲害，而部隊還沒有卷進去，但是形式主義和“左”的那一套東西卻很嚴重。軍人再也不爭當軍事尖子，而是看誰背的語錄多。那時候我倒是潛心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又加上讀書過目不忘，張口倒背如流，一下子又成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但是，我發現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而“文革”中極左的東西都是與這四個字相背離的。因此，在我后來的人生道路上，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成為我一切行為的指導思想，它使我受益匪淺。
祁：但是在“文革”時期，你如果實事求是，那就得倒霉不可。
汪：沒錯。一九七Ｏ年，部隊開始“三支兩軍”，我被派到山東萊西煤礦“支左”。一天夜里，我聽說老礦長又被造反派們毒打后給抓走了。我帶上槍，領上一個戰士就去追。找到造反派頭頭后，強令他放人。
祁：他們抓老礦長的理由是什么？
汪：當時“四人幫”之流又搞了個反復舊的運動，造反派們就抓住老干部們斗。我和他們辯論，我說老干部們早就被打倒了，現在是軍代表執政，你反復舊也是軍代表的事，怎么能反到老干部們的頭上呢？因為人家已經不執政了嘛。所以我覺得他們做得沒有道理、不公道，因此就看不慣。結果那些造反派就一起和我哇啦哇啦地辯論，而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們站在那里辯論了幾個小時，最后他們還是沒能辯過我。當天夜里，總算把老礦長從班房里救了出來。但是，這一件事卻斷送了我的軍旅生涯。因為我在階級斗爭的關鍵時刻沒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走資派”，被認為不配做“三支兩軍”的忠誠戰士，于是很快被部隊抽調回來參加學習班，改造思想。人處在逆境中時，是壞事也是好事，它讓你痛苦，也促使你思索。
祁：憂國憂民也憂自己。
汪：另外，也是身體不行了。自從越南戰場下來以后，我就得了一種怪病，穿上黃衣服身上就癢癢，在軍營里吃東西、喝水就嘔吐，可是離開營區就好了。
祁：很可能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中，腦神經受了什么刺激？
汪：說不清，到醫院里去查也查不出來，反正是到了晚上，看著別人呼呼大睡，自己成夜合不上眼。結果部隊夜里查崗、查哨都成了我的事了。我想再不走，長期耗下去身體就完蛋了。后來政委沒辦法把我找去，說能不能先調到機關來。讓我到宣傳股去。我說不行，不能再在部隊干了。他說你吐吐給我看看，說著就拿來痰盂。我喝了點水，一會兒就“嘩”地翻腸倒肚往外吐，連胃液都吐了出來。他一看這種情況也只好批準讓我走了。本來那一批復員的名單里沒有我，而是一個姓姜的同志，是臨時把我倆的名字給換了。
祁：您參軍是頂著別人的名，結果復員時又是頂著別人的名。
汪：是啊。所以說復員軍人都有醫療補貼，而只有我沒有。回來都兩三年了。別人說這不合理呀，全中國的軍人復員都有這筆錢，讓我給部隊寫信問問。我寫了信去，這才又給我補了一千多元。因為當時部隊有人認為本來不該我復員，但領導同意放我走后，通知就下得很突然，先是讓我去勝利油田，我去一看，哎呀！上這里來干什么呀。就回去辦手續回青島，回到了參軍前的市橡膠六廠，又重新干上了制造膠帶膠管的老行當。
祁：你從小想干大事，想當英雄，想成為將軍。結果在那個動亂的年代，你的英雄之旅等于說是走了一個圓圈又回到了起點。
臥薪嘗膽
汪：我再給你講講歷史，橡膠九廠，也就是現在的雙星，是我們國家比較老的一個國營制鞋大企業，一九五三年它屬于輕工部，一九五五年行業規劃把它劃到了化工部，在全國十二個橡膠廠中排名第九，是縣團級單位。橡膠九廠的前身叫大元橡膠廠，創辦于一九二一年，原是一家私人企業，主要生產膠鞋。在解放前，企業很不景氣；解放后，人民政府為扶持民族工商業，多次給大元橡膠廠增加訂貨任務，才使它有了生機。抗美援朝戰爭時，這個廠負責為志愿軍做軍鞋。由于資本家采用偷工減料、偷稅漏稅、行賄等手段盜騙國家資財，給軍需供應造成了損失。一九五二年這個廠的老板被青島市人民法院判刑后，資方無力償付債務，表示以廠抵押。所以這個廠沒有經過公私合營、或者說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這個過程，政府就把它接管過來，成為國有企業。所以，這個廠做鞋的歷史和我們黨的歷史一樣長，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可以說在我們國家做膠鞋的企業中，它的歷史是最長的。
雖說像膠九廠是國營企業，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廠里的全部家底仍然還是三十年代的老設備、老工藝，四十年代的老廠房。生產的產品，也是僅僅供給山東地區的民用解放鞋。銷售的基本區域是北到德州，西到聊城、菏澤，南到棗莊。
祁：山東之外就不管了？
汪：它是受計劃經濟調控。山東之外沒有它的計劃和任務。所以農村一實行改革，農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的黃膠鞋就賣不出去了，造成了很大的積壓。
祁：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以前，廠里的領導班子是個什么狀況呢？
汪：兩千人的廠子，八個正副廠長，五個正副書記。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是“文革”中上來的造反派，一部分是落實政策回來的老干部，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幫勢力，誰也不服誰。只有我是從外廠調來的，沒有根基。
祁：我曾經聽張瑞云講，有一次青島連續下大雨，許多工人的家都漏了。她去懇求廠長，讓把堆在廠里的油氈先借給工人拿回家遮遮風雨。那位廠長的一雙腳蹺在辦公桌上，背靠在椅子上似乎在閉目養神。她說她站在那里說了半天，廠長不但沒有同意，甚至連那雙腳都沒有從桌面上放下來。這件事對她刺激很深。
汪：是的，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工人。十幾個廠級領導成天為坐一輛破吉普車鬧意見，還有幾個干部長年在青島附近的溫泉和療養院租著房子，有的人一年盡管去不了幾次，但就是要擺這個闊氣，花著廠里工人們掙的血汗錢一點不心疼。
所以他們在工人們中間沒有多少威信。廠里的二車間是煉膠車間，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活臟，為了省衣服，干活的時候連褲衩都不穿，只在下身圍一塊遮羞布。平時廠領導都不敢進這個車間。有一次，有個領導進去，“嘣”！后腦勺上挨了一塊膠疙瘩，他回頭看是誰扔的，另一邊又飛過來一塊，打得他抱著頭跑了出去。還有一個管生產的廠長在澡堂洗澡，工人們能把他從池子里拽出來在他的光腚上打巴掌。
祁：嘖嘖干群關系都到這種程度了？
汪：下面的各部門也是山頭林立，各霸一方，而且各有靠山，盤根錯節，相互之間明爭暗斗，你稍不謹慎，就不知踩響了哪顆地雷。就這么亂呀！我記得有一次原化工部橡膠司在青島開會，按理說你開五天的會，起碼也應該到下屬的廠子里來看看吧。廠里的領導特意去請司長來，人家根本就不屑來看你這個廠，給我們下的結論是：再來看你們橡膠九廠，等到十年以后吧。
祁：你在這種狀況下具體做什么？像你這種性格的人能甘居現狀嗎？
汪：不甘心又怎么辦？我上面沒有靠山，下面沒有根基。想的只是怎么先立住腳，同時又不能陷進他們的派系漩渦中去。所以，來廠后，我不管你哪個派，不拍、不拜、不結幫。這是我的原則。后來有人說我這個人不能干副職，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怎么不能干？在九廠，我足足干了八年黨委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在中國的官場上，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單位，你正職演什么角色，副職演什么角色；我心里爛明白。所以能表面裝樣子，也能干實事。
祁：看來你是在臥薪嘗膽。
汪：是啊。我沒事了就下車間。工人們一見我去就喊：小主人來了！因為在廠領導中我的年齡最輕。膽大點的女工也不把我當領導看，說：小主人你幫我盯一會兒，我去上個廁所。我就替她坐在生產線上千活。這一盯往往就是一兩個小，等這個女工慢慢悠悠地回來了，另一個女工馬上又讓我替她盯著。常常是一走進車間，就在生產線上下不來了。這樣，使我逐步了解了膠鞋的工藝流程、生產管理，從鞋幫的制作，對各種橡膠材料的配方加工直至膠鞋成型的技術都了如指掌，成了一名真正的“鞋匠”。由于我是分管政工和共青團工作的。我就抓兩支隊伍，一支是共青團、民兵；一支是復員軍人。
祁：你抓住了青年，等于說抓住了最主要的力量。也為你后來創雙星大業培養了一批得力干部吧？
汪：那是后來的事。而在當時，這些青工可不得了，他們雖然沒有派性斗爭，但卻成幫結伙，橫行霸道。誰惡，誰的勢力大，誰的身后就跟著一群人。他們在廠里見哪個小女工長得俊，就逼著人家下班后晚上不回家陪他們去喝酒。出了廠門也是經常與街上的“小哥們”打群架。
就說那個煉膠車間，當時就有個幫主。平時吆五喝六的，走到哪兒也是前呼后擁。他那個車間，當領導的都不敢進，就他在里面稱王稱霸，簡直不像話了。廠里抓整頓，那里是個死角，沒人敢去，我說我去。
一聽說我去檢查，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兄們馬上跑去通風報信，等我走到車間門口時，聽到里面喊：“快快！老大來了！老大來了！”
祁：啊？鬧半天您倒成他們的“老大”了。
汪：哈哈廠里還有一個年輕人叫陳順來，有一次我看見他在工地上對其他人說，你們都回家吧，這些活我晚上一個人干就行了。我發現他是個很仗義的人，而且知道關心人、體貼人，就開始注意上他了。他身邊也圍著一群小青年，盡是些天王老子都不怕的主兒。但只有我說話他們聽，背地里都叫我“老大”。后來這兩人成為我在廠里推行改革的“哼哈二將”。
祁：您是怎么把他們降服的？
汪：這些年輕人，在“文革”中也沒能好好地上學，參加工作后工種又不好，再加上年輕氣盛，爭強斗狠，在他們的小圈子里稱王稱霸。如何把他們過于充沛的精力扭轉到正事上來，也是對當時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個考驗。
祁：記得“文革”結束后的幾年里，人們一聽政工兩個字都反感。您是怎么來做這項工作的呢？
汪：通過組織他們搞各種活動進行思想教育。像搞中國近代史圖片展、廠史展來激發愛國熱情；搞征文比賽、文藝演出、歌詠比賽活躍文化生活，讓他們的精力有處釋放，也給了他們體現自己的價值的機會。同時我還抓勞動競賽，什么“星期日義務勞動”啦，“萬雙無次品競賽”啦，一個活動連著一個活動，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具體生產過程直接結合在一起。尤其是年輕人看到黨委副書記和他們干在一起，同在第一線上患難與共，干勁也就更大了。在一九八Ｏ年前后，許多企業的政工部門都閑得沒事干的時候，我們卻忙得昏天黑地。
在那一段時間里，我認為我最大的收獲就是培養了一批人才。最早是辦七·二一大學”，你熟悉的王觀根副總裁，宋淑惠處長當時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文革”后全國剛剛興辦電大時，我們又成立了青島市第一家企業職工電大班，讓很多沒能上成大學的青年，在幾年時間內既不脫產又完成了學業，使得他們的素質和知識水準有了一個很大的提高。現在的書記王增勝、副總裁耿誠志，還有王蘇剛等人都是畢業于這個電大班的。同時，還一期又一期地舉辦脫產的青工培訓班。我也親自授課。這些經過輪訓的班組骨干，后來有不少人都成了企業改革的中堅力量。雙星現在的很多中層乃至集團領導都是當時的學員。像政工部主任張萃秋等人最早就經過了學習班的培訓。
祁：您這是有意識地為以后的企業改革在培養一支干部隊伍嗎？
汪：任何一個政黨、集團或者企業，要想實現理想，開創事業，首要的任務就是培植人才，發展隊伍。照理說我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那個年代鍛煉出來的干部，不是學經營的。從團支部書記、團委書記到部隊又當政治指導員，轉業后又干政治部主任和黨委副書記、書記。按通常的話說，是吃政治這口飯的。
但是，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我接受得最快。鄧小平、胡耀邦在七八十年代的講話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時就琢磨，既然農村已經開始實行承包責任制，就必然會沖擊到城市，產生新的社會變革。我開始意識到，一旦出現新的市場經濟，像我這樣的一大批人就能夠發揮自己的才干了。所以，在一九八二年底，于東啟要離休時，一再向上面推舉我接替他黨委書記的職務，說要想把九廠搞好，除了汪海沒有別人。而且還在全體黨員中搞了個民意測驗，我的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九十。但是報到市橡膠公司，半年沒有回音。不上不下，給吊了起來。傳回來的話呢，說是汪海太年輕，擔任上千人的大企業的黨委書記，要慎重考慮。而實際上是主管我們的橡膠公司的領導在里面“做文章”，想安插他自己的人，所以就在我身上做手腳。當于東啟告訴我是怎么個情況后，我挺窩火，騎上自行車就去了市委組織部。我說：我不是要官，而是要爭這口氣。這個黨委書記不當可以，但有人在里面治我可不行。這樣，上面也找不出更合適的人來管這個廠子，就在一九八三年，市委組織部派人親自來到橡膠九廠宣布我為黨委書記。
祁：從此大權在握了。
汪：對呀。在中國你即使有一腦袋的好想法或者改革措施，但手中沒有權的話，一切都是空想，是紙上談兵。當然，對于我個人來說，當上這個廠子的第一把手，也是我真正地誤入鞋（斜）途了。
祁：成了鞋王。
汪：準確地說成了鞋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