鋌而走險

《工人日報》總編輯孟東明曾有過這樣的思考：中國的眾多國有企業往往既有強烈的自立意識，又染有頑固的“戀母癥”、“愛哭病”。在改革大潮洶涌、經濟環境較為順暢時，企業就會強烈地表現出脫開國家“懷抱”的“離母”傾向；一旦經濟環境險惡，以至虧損累累時，又會“哇哇”哭叫，趕快投入母親懷抱，即所謂“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這位從事多年經濟報道的老新聞工作者到青島雙星轉了一圈后，感慨不已，說了一句通俗的真理：“早斷奶的孩子早長大，始終叼著奶頭的孩子長不大。”雙星踏入市場經濟之路，就是從斷奶開始的。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西伯利亞的冷空氣緩慢東移，華北、渤海一帶氣溫驟然下降。肆虐的西北風呼嘯而來，行至青島，已是七到八級的大風。

大風天向來讓人煩惱，也讓人恐慌。但是讓橡膠九廠兩千職工最為恐慌的是，他們生產的產品突然沒有了銷路。

以往，作為國家的膠鞋生產企業，他們一直在國家計劃經濟的模式里運轉：原料國家統配，產品國家包銷。企業只在高墻深院里，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造閉門鞋。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商業部門聲稱沒錢，拒絕收購。二百多萬雙解放鞋在倉庫里堆積如山，運不出去。而生產線上還仍然在按上面的計劃在生產。

新上任的黨委書記汪海急得直上火，兩千多職工每月的工資就要有十幾萬元的開銷，而工廠財務的賬面上只出不進，幾乎分文不剩，連黨委辦公室想買三百本學習資料，會計都支不出這筆錢來。眼看著發工資的日子到了，總不能讓職工們沒有飯吃吧？

汪海和廠長到商業部門游說，答復是你們生產的解放鞋賣不出去，我們不能再做賠本的買賣了。到上級部門尋求支持，答復是商業部門不收購，我們也沒辦法。

一向剛烈不低頭的汪海，這時候也不得不四處求爺爺，告奶奶，懇切之辭說了幾大筐。可是，人們似乎都變成了鐵石心腸，絲毫不為之所動。那么，退一步求其次，給廠里借款，好歹先把工人的工資發出去吧？那也沒門。誰會給一個產品賣不出去的老廠子投錢呢？

汪海頓時怒發沖冠，沖著他們吵：“這個廠子到底是誰的？生產計劃是誰下達的？現在生產任務我們完成了，你們說不要就不要了，還講不講信義？還有沒有法？”吵，也換不來一個子兒。他走到門口，憤怒地扔下一句話：“下次誰再來向你們要錢，誰就是孫子！”

一九九二年，汪海在一次答記者問時回憶說：“從一九八三年底我們邁出自營銷售第一步，成為全國同行業中最早進入市場，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的廠家。并非我們多么高明或有先見之明，而是嚴酷的客觀現實，逼迫我們非進入市場不可。”他說這話時，口氣平緩淡然，也許是后來的經歷更為險惡，那難忘的一幕，在他已是小小的平常事了。

實際上，當時他從一個個主管部門出來后，氣得頭暈腦脹。難道一個國有企業就這樣如同棄兒一般無人管了？這共產黨的“工頭”真不好干啊！他感到悲哀。

回到廠里，見倉庫里堆滿了鞋；大院里一個個篷布下面蓋著一堆堆鞋，辦公樓的樓道里，包括他的辦公室里也是鞋滿為患。他置身在鞋的、層層包圍之中，陷入了沉思……

他想到了梁山好漢，那一百零八將并非愿意鋌而走險，落草為寇，而是被環境剝奪了生存的權利，才占山為王，替天行道，干出了那一番轟轟烈烈的壯舉。

今天，企業的出路已被切斷。他只有上屋抽梯，背水一戰了。難道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他不信無路可走。

他召開黨委會，決定自己賣鞋。他說：“魯迅先生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企業要生存，職工要吃飯，任何恩賜、施舍都救不了我們，只有自己救自己！”

隆冬臘月，汪海不顧限制企業私自銷售產品的禁令，帶著人背著一包鞋走出了廠門。為了避開商業部門駐廠人員的耳目，他們就像昔日的敵后武工隊似夜間出動，把產品偷偷運出廠試銷。

不料，風聲走漏，商業部門勃然大怒，并以此為借口，停止收購橡膠九廠的解放鞋。

這一下，汪海索性與業務員一道大白天背著鞋上了市場，放膽闖蕩了起來。

廠里的一個年輕工人，背著鞋一路向南推銷到了湖北襄樊。他已經被人家十六次拒之門外了，當他第十七次走進新的一家商場后，對方出于禮貌給他泡了一杯清茶，他手捧茶杯竟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是他遭受了無數的冷臉、無數的白眼后第一次得到的真誠相待啊。

這一次，他終于訂出去了一千五百雙鞋。

當他第二次外出推銷，一去半月杳無音信，廠里急得恨不能發出尋人告示。當他突然發回急電：訂鞋一萬六千雙時，廠里職工奔走相告，喜慶氣氛如同過節。

人心齊，泰山移。一年工夫，職工們靠著一張嘴兩條腿，硬是把積壓產品全部銷售一空。他們開始懂得了一條真理：企業的命運不在天，不在地，而在市場。

    

尋找出路

“黑色膠底，黃色鞋幫，兩天不洗，奇臭無比。”這是人們對九廠傳統產品解放牌膠鞋的評價。因此開發新產品是企業的當務之急。

汪海說：“這種鞋再過兩三年，我們就是站在街上拿著它送人，恐怕都不會有人要了。”他向全廠宣布：三年以后，老產品全部“退役”。

他指定了一個期限，措辭更為嚴厲。他說：“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以前，黃膠鞋一雙也不準在總廠的生產線上千了。到時候哪個生產線退不下來，我就先撤誰的職，等全撤完了我再辭職。” 

全廠嘩然。汪海怎么了？他想干什么？這次賣鞋成功的事實不是證明老產品在農村和邊遠地區還很有市場嗎？再說要上新產品，企業有限的資金、原料供應、設備負荷以及技術問題談何容易？人們覺得汪海能干是能干，就是膽太大，盡說大鼓詞。

汪海心里有一本賬。他知道全國國有大中型膠鞋企業有二百多家，實力都相當雄厚。而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區個體的、集體的、合資的制鞋企業已發展到三千多家，深圳地區也有二千四百多家，其數量還在往上增長。而浙江溫州一帶就更別說了，他們在推出新產品的技藝和速度上更是壓倒群芳。在這種格局下，全國鞋的年產量已達到十億雙。在這種情況下，橡膠九廠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須另辟蹊徑。

目標已定，大話也已說了出去，但是具體的措施在他來說還是一張白紙，前途一片茫然。

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變得焦灼暴躁。身邊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生怕惹得他發火。

突然有一天，汪海的臉上陰云散去，顯得容光煥發。人們好生納悶。緊接著，又見他帶著工程師、計劃科長劉守芳外出了。

原來，一個小小的事情激發了汪海的靈感：那一天，他在計劃科看到有的職工為廠里加工鞋盒。

他問：“你們怎么干上鞋盒了？”

回答是外加工。

他腦子里突然爆出火花，鞋盒能搞外加工，難道老產品就不能擴散出去讓別人去干嗎？想到這個絕妙的主意，多少天來的壓力頓時煙消云散。他強制自己守口如瓶，先悄悄帶人“微服私訪”去了。

當時，鄉鎮企業還沒有完全起步，廣大農村除了擁有地皮和剩余勞動力外，在設備、技術、人才、資金等方面都很落后。有的廠家苦于沒有活干，搖搖欲墜。

汪海轉了一大圈回來后，便把自己的錦囊妙計和盤托出。

他在廠領導會上說：“在鄉鎮企業建分廠，把老產品逐步擴散出去。這樣，總廠的能源、設備、人力、物力就可以集中起來上新產品。這條路子咱一不需要上級投資貸款，二不用市里撥煤撥電；實施以后既可保住原有市場，又可開拓新的道路，給企業帶來效益，并且也扶持了鄉鎮企業。”

他熱切地等待大家的反應，滿以為自己的豆子倒在了熱鍋里準能發出一陣爆響來。然而，得到的卻是一片沉默。

沉默往往是最含蓄，也是最執拗的反對。

在煙霧繚繞中，人們思考著兩個問題：

一、國營企業有誰這樣干過嗎？

二、與鄉鎮企業聯營，國家政策許可嗎？

結果，汪海成了孤家寡人，大家的態度很明確，這樣做一是危險性太大，二是扶持了競爭對手不合算。

談不下去了，汪海只好宣布散會。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簡單。他在于部會上拿出的這個提案，有人開始做起了文章。四處煽風點火，引起軒然大波。

“汪海真不是個東西，廠子好不容易掙回來點錢，他又想折騰給別人，把咱碗里僅有的一口粥都給潑沒了。”

“哼，他可不管咱們有沒有粥喝，他只顧自己跑出去吃大魚大蝦，肥了自己害了老百姓。”更有甚者，直接罵他是賣廠賊。

這時候的汪海，想到了職工代表大會，他希望工人們能理解他的這一方案。可是沒有想到職代會提了二百一十條意見，其中一百八十二條指責他的這一設想是賣廠。

回到家里，一向溫柔體貼的妻子黃淑蘭也沉不住氣了，勸他不要沒事找事。

難道真的錯了？

汪海跑到上級主管部門去尋找支持，話剛說到一半，就見對方合上了筆記本。那目光里明顯流露出一個意思：異想天開。

這一下子將他從興奮的頂點跌落到苦悶的深淵。

他在四面楚歌中，把這一設想同企業的整體發展戰略聯系起來想、同行業發展的總趨勢聯系起來想，分析來分析去，越發感到勢在必行。

一種急于改變現狀的強烈沖動和欲望，迫使他第一次只身去闖市府了。

要見到市委書記并非易事。他要說服警衛放行，要說服秘書引見。他拿出一股蠻勁費盡口舌，終于見到了市委書記劉鵬。

劉鵬和藹地接待了這位工廠的黨委書記，聽他講明了來意后，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新思路，他把秘書叫來坐在一旁記錄，然后說：“你談的事情很重要。請接著講。”

劉鵬在出任市委書記前曾擔任山東省分管工業的副省長，對企業改革的宏觀走勢自然有著高屋建瓴的眼光。他聽完汪海的匯報后，方臉膛上煥發出光彩，興奮地說：“如果我們每一個企業的領導，都能像你這樣大膽地去想，深入調查，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他說：“你放手去實踐吧，先搞個試點。遇到什么問題，可以直接來找我。”

得到市委書記的支持，汪海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他捧著這柄尚方寶劍，興沖沖地回到廠里，組織精兵強將，向廣闊天地進發了。

黃島位于膠洲灣的西海岸，與青島市區隔海相望，被稱為“海西”。這個島的靠海邊有個薛家村，村里的農民世世代代以捕魚撈蝦為業。責任承包制后，他們集資辦了一家工廠，名曰橡膠廠。廠名聽起來很氣派，實際上它的規模只是個小作坊。幾排趴在地上的小瓦房，里面轉動著幾臺老掉牙的機器。工藝、管理落后，再加上原料來源不足，市場銷路不暢，造成了連年虧損，成了鎮里的一大負擔。

一九八四年六月，甘霖從天而降，這個廠的廠長薛吉勝有幸握住了汪海的手，從此，奄奄一息的黃島橡膠廠被改造成為九廠下屬的二分廠。

薛吉勝怎么也沒想到六年以后，他這個農民竟然在全國人民面前露臉了。一九九Ｏ年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上，他跟隨汪海，以企業家的身分出現在演播大廳里，當他手捧鮮花，面對攝像機時，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他忘不了，汪海渡海而來，言傳身教，使他增長了很多企業管理的知識，漸漸地有了一套企業主管所具備的經營頭腦。

他忘不了計劃科長劉守芳拖著病弱的身子進行工廠的改建工作。在挖地下烘干房時，突然出現大面積滲水。劉守芳毫不猶豫地挽起褲腿，跳進坑里，同工人們一道向外清理泥水。在他的帶動下，工廠從破土動工到正式投產，只用了四十五天。而老劉卻被累垮，送進了醫院。

他忘不了，九廠的設計人員來了，幫助他們設計模型，設計鞋面結構，設計花樣；九廠的技術人員來了，幫他們培養原材料化驗員、膠料半成品快速檢查人員、成品檢驗員；九廠的財務人員來了，幫他們建立了科學的原材料消耗定額、生產人員的工時定額。

支援源源不斷，從微觀到宏觀，從局部到全面，從理論到實踐，從物質支援到人才培訓。使得他們全部拋棄了過去的舊套子、舊路子，從債務和虧損中挺起了腰桿子，向著效益和盈利邁進了。從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形成了以生產布面膠鞋為主，年產一百萬雙鞋和其他橡膠制品的生產規模。

一九九二年夏季，我去黃島開發區，原來的薛家島，已是青島遠近聞名的雙星村。當年土頭土腦以捕魚摸蝦為生的農民們，如今穿著自己生產的鞋，跺跺腳、拍拍胸，自豪地向人們宣稱：“咱是雙星人！”他們告訴我，自從踏上了雙星這條路，咱走得豪邁，走得讓人羨慕。因為咱的背后，有一座大山。

薛家島的變遷，僅僅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當時，汪海派人下去，在很短的時間里，九廠就在山東十個縣、一個市建立起了十三家聯營廠，他們一年加工鞋幫和制鞋的產值加起來可達億元。

與此同時，他們的腳步還走向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在西雙版納和烏魯木齊也聯營辦了分廠。

到了一九八五年，當黨中央提出了企業橫向聯合后，九廠的人們這才恍然大悟：汪海搞的老產品擴散不是跟這一個意思嗎。只不過叫法不同而已。
   汪海比世人先走了一步，這一步，為雙星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打響第一槍

市場、市場，作為黨委書記的汪海，腦子里天天轉著“市場”兩個字。當總廠新開發的“雙星”牌產品在流水線上源源而出，走向市場時，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卻深深刺痛了汪海的自尊心。

一次，他帶隊外出考察市場，風塵仆仆地來到大西北一家百貨商場，商場經理發現這幾個外鄉人站在鞋柜臺前指指點點，向售貨員問這問那的，便好奇地詢問：客從何來？

汪海答道：“青島橡膠九廠。”

經理一時不能明白：“您‘香蕉酒廠，打聽鞋干啥？”

“我們是做鞋的呀。”汪海指指柜臺里的鞋。

“怪事，香蕉酒廠不做酒，怎么做起鞋來了？”

這本是可以收入“幽默大全”中的一則笑話，說明了嗜酒如命的西北人，聽到“九”字便自然而然地想到“酒”的秉性。但是汪海卻無地自容，感到莫大的恥辱。他走出商場，一路無話。

橡膠九廠從一九二一年建廠到解放后成為國有制鞋大企業，算起來做鞋也做了幾十年，可企業至今無人知曉，產品更是名不見經傳。他知道現代經營與企業和產品的知名度是密切相關的。“王婆賣瓜，自賣自夸。”過去一直是貶義，現在得重新評價王婆的才能，她最起碼懂得一條經商之道，會宣傳。

回到青島后，他本著精打細算的原則開始著手策劃。他想，新開發出來的“雙星”牌產品，直接做廣告，花錢多效果未必好，不如多請來一些記者，開個新聞發布會，幾杯清茶，一頓飯，讓各報發個消息。這樣既省錢又見效快，宣傳范圍也廣。 
   主意一定，首開先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四日這天，青島市，也是全國第一個由企業自己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便在九廠開場了。

這次到會的有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體育報等中央和省市新聞單位四十三家。汪海向記者們作了《立志改革創新，增強企業活力》的專題發言。他首先講：“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可以斷定競爭將日趨激烈。作為生產經營不可缺少的信息、宣傳顯得愈加重要。可以說，新聞媒介是企業的千里眼、順風耳，得到新聞界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通過新聞界，擴大我廠在國內外市場的影響，建立強大的國內外信息聯絡網，真正讓‘雙星’創出名牌，占領市場，這是我們企業發展的指導方針。”接著，他向記者們詳盡地介紹了企業的改革情況和未來規劃，并領著他們參觀了車間和產品。最后，他捧出了新開發的“雙星”牌膠鞋送給了記者們。

他特意聲明：“我可不是送禮，而是請你們試穿，三個月后必須返回質量信息。”

記者們滿意而去。整個會議一清賬共花去了七千元，包括所送的鞋在內。

他覺得這事干得挺漂亮。第二天興沖沖地去上班，卻發現周圍人們的眼色有點不對勁了。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個下臺干部。

召集部門領導開會，連自己的得意干將也借故避而不見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原來記者座談會剛降下帷幕，一些人便開始整起了材料，連夜向上級告他的狀：

假公濟私

撈取功名

大吃大喝

浪費錢財
   ……

汪海對此一笑了之。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不做事沒事，做事就出事。他想，雖然由企業自主召開新聞發布會以前沒有過，上面的紅頭文件也沒做過此類規定，其實它同花錢打廣告宣傳企業的產品一樣，能有什么不對的呢？他認為此舉與中央提倡的改革精神順茬，決定不予理睬。

他把那些嚇得躲到一邊去的干將們找了來，狠狠地訓了一通。

他說：“想不到遇上這么點事就把你們嚇得縮回去了，那咱們還怎么一起為企業打天下？天大的風險，由我汪海一人承擔，你們該怎么干還得怎么干。我就不信，幾個泥鰍能翻起大浪來！”然而，他錯了。

泥鰍還真給他翻起了大浪。

學“洋”不迷“洋”

兩個月后，上級部門下決心要解決汪海的問題了。市紀委和橡膠公司組成調查組，專門調查他上任以來違反制度的一系列問題。就在調查組跨進廠門的那天，汪海則懷揣印有“廠長”字樣的名片飛赴日本，考察引進設備去了。由于外商做買賣不認黨委書記，他只好先假冒“廠長”了。日本的初春，春寒料峭。汪海第一次踏入這個島國，心情是十分復雜的。

三四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在幾代人的記憶中都是無法淡忘的。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時，他和許多人一樣感到不可理解。可是他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民的效忠精神、組織紀律和辦事的效率。他們從戰敗國的廢墟上爬起來，沒有耽誤時光，敏銳地抓住世界經濟的調整與新技術革命的第一個機會，把經濟搞了上去，躋身到西方發達國家之列。就拿制鞋業來說，對他們已是過去年代的產業了，高勞務費用使他們早已把這一產業轉讓給南韓、臺灣以及中國大陸，甚至橡膠九廠也一度生產日本的訂貨。

望著滿街匆匆忙忙、頭頂僅挨著他肩頭擦身而過的日本人，他心底實在不服氣。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先生，如今，我們何以落后于他們了呢？

日商岡正澤熱情地接待了汪海一行。岡正澤的算盤撥得很精：如果這次能與汪海成交六十萬美元的冷粘鞋生產流水線，他從中便可以凈賺十萬美元。盡管他的協議是和國家有關部門簽訂的，但汪海是買主，因此，他從一個日本人的精明，真正做到了殷勤備至。

在東京，汪海轉了幾個企業，看了幾條生產線后，得出一個結論：這里的月亮并不圓，這些生產線不僅夠不上最先進，操作時還彌漫著有毒氣體，工人的勞動強度仍然很大。

他不滿意、，提出想再多看幾條生產線。

岡正澤只好答應，同時又請吃飯，又導游觀光。他知道要做成這筆生意，對這些第一次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來說，有必要做出大量的感情投入。可是，他發現這些人不同于以往，總是以挑易的眼光看著他推薦的一條條生產線。在東京到大阪的高速列車上，岡正澤再也忍不住了，他面帶笑容，卻語中藏鋒地對汪海說：“既然協議書已經簽訂了，汪先生已經過實地考察，還是不要拖延時間盡快買了吧？”

汪海則字斟句酌地說：“協議書的誠意是不成問題的，但既然有實地考察的必要，就說明原先的協議是兩可的呀。”

到了古城京都，岡正澤繼續采取攻勢。

“汪先生已經看了七條生產線了，總有一條是滿意的吧？”

汪海誠懇而又坦率地告訴岡正澤對七條生產線的看法。

“說真的，我們很想引進先進設備，可惜競國這些生產線并不像先生說的那樣先進，更沒有想到流水線上彌漫著嚴重的有毒氣體，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同意工人在有毒的情況下作業。”

岡正澤心里發毛了，做了一輩子生意，從來沒有見過這么難對付的客戶。他哪里知道中國的這位“廠長”算盤打得比他更精。

出國前，汪海和科研人員早就對美國、原聯邦德國、意大利的制鞋技術做了研究。這次出來，他抱定兩個主意，一是要高起點。既然要引進，就引進真正屬于當今世界最先進的設備。二是以看為主。好不容易出來了，就要把外國技術看個夠，知遍天下，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才能在今后企業設備的更新改造中，知道哪些確實必須引進，哪些尚待自己開發，自己研制超越。

在南方小城米子，岡正澤做著最后的努力。

他說：“領汪先生到這么偏遠的地方來，我想您會滿意的。因為這里是最后一條，也是最好的生產線了。價格可以大大地優惠。”

夜是那樣的幽靜，小小的旅館里，汪海一行圍坐在榻榻米上毫無睡意。買，還是不買？明天就要最后表態了，大家眼睛直盯著汪海。

確實，日商已向他們提供了日本最好的流水線，而價格也一壓再壓到了二十七萬。這不能不說對方是不惜血本了。

“我看還是選一條最好的買了吧，咋說也是日本最好的啊！”

“前不久，國內一家企業買回同類生產線，花了六十萬美元，

如果咱們真能二十七萬美元買回去，到哪里去找這樣的好事呢？”隨行的工程師們發表著自己的看法。

“再說，家里還不知道調查組在怎樣查你呢，要是買不回去，豈不是又白白添了個出國旅游的罪名？”

這些問題汪海也并非沒有考慮，幾天來身在日本，腦海里便不時地映出日本電影《追捕》中杜丘的形象。這位由硬漢高倉健飾演的警察，身后被自己人誤會和追捕，還在冒死與惡勢力相斗的情景，使他不禁聯想到自己。

杜丘在影片中最后終于取得了勝利，而他呢？

在企業改革的進程中，他只要做一件事，就總能引起一些人的憤怒。而且他們上面有人，權力還相當大。假如這次調查組偏聽偏信，他就會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如果被撤，那么，自己一切的抱負、理想皆付之東流。想到這些，他不能不感到煩惱。

已是凌晨三點，汪海一直瞇著眼睛，默不作聲地聽大家議論。等到大家都無話可說時，他講了四點意見：

第一，據咱們掌握的資料看，日本的設備并不是世界超一流的，而且操作時彌漫有毒氣，勞動強度也仍然很大；

第二，我們空手回去，并非沒有收獲。起碼了解了日本的情況，拆穿了“東洋鏡”。膠鞋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有些工藝三年五載不會實現自動化，有些生產價格昂貴的國際名牌鞋的廠家，也不過用一些很一般的并不復雜的設備，關鍵在于工藝和質量，這就使我們增強了追趕的信心，而且我們完全可以制造出比他們更先進的無毒作業的流水線；

第三，咱廠底子薄，剛剛能有飯吃，湊起這六十萬美元已經是求爹告娘了，就是以后真要買也要有選擇地買部分單機，無論如何不能買整條生產線回去，不值得；

第四，罵我們出國旅游，只罵一陣子，罵一個小角角。但是，如果買一條有毒的、并不先進的流水線回去，工人們將罵我們一輩子，日本人也會因此小視我們中國。

一個企業家所具備的勇氣和責任感讓他收緊錢囊，打道回國。臨上飛機前，分文沒賺的岡正澤由衷地向他豎起了大拇指：“汪先生很精明，愛廠愛工人。中國來談判的像你這樣帶了幾十萬美元又拿了回去的實屬罕見。”

在這一場商戰中他們兩人竟成為至交。后來，岡正澤還特意派兒子來中國，拜汪海為師，學習經營之道。

從日本一路風塵回到青島，走出火車站，廣場上空空蕩蕩沒人來接。

“通知辦公室了嗎？”汪海問隨行人員。

“通知了。”

“給廠里打電話，問問我下臺了沒有。”

他想，出國在外一個月，誰知道家里鬧成個什么樣子了，倘若自己已被端了鍋，趕下了臺，那么就老老實實先坐公共汽車回家去。

打電話的人回來說書記沒換人。汪海頓時來勁了：“再去打電話，通知辦公室馬上派車來接！”

他憋著一股火，執意要大家等廠里的車來接，并非要這個派，而是要爭這口氣。

回到廠里，兩個消息等著汪海。

一、市紀委發來最后通牒，要他一下火車立即去紀委報到。

二、他年邁的父親病故了。

第二個消息，如晴天霹靂，他木樁般僵立著，淚水直流

    

紀委辦公室的風波

歷來忠孝不能兩全。當汪海在青島安下家后，就把風燭殘的父母親接到身邊住下，一心讓老人安享晚年。工作即使再忙再累，有時要住在廠里督陣，他也要在周末抽出兩個小時時間回來向父母問安。

臨去日本前，父親就生了病，臥床不起。母親和妻子都勸他推延幾天再走，但是父親知道兒子正為廠里引進新設備而心焦，很理解地讓他走了。他相信自己能等著兒子回來。可是生命無情，父親終于沒有等到與兒子見上最后的一面，便撒手而去了。汪海料理完父親的后事，便向市紀委走去。他帶著一些材料，想心平氣和地向紀委的同志把事情解釋清楚。

走進辦公室，只見市紀委正、副書記三人正襟危坐，四個秘書分坐兩旁，每人面前放著一個記錄本，七個人一個個都板著面孔，冷冷的眼色，都像在盯著一個罪犯。汪海一見這架勢，本能地產生了一種抵觸情緒，他故意昂首挺胸，大義凜然。

“誰找我？”他問。

“我找你。”副書記說。

“你是誰？”冷峻中不無輕蔑。

副書記略一愣神，報出自己的大名。

“你找我來說什么？”

“據群眾反映和我們的調查，你錯誤地召開新聞發布會，大吃大喝，亂發禮物，揮霍國家錢財”

罪名還沒羅列完，汪海就跳腳了。

“你們今天擺出三堂會審的架勢唬不了我。新聞發布會是改革的產物，你政府能開，我企業為什么就不能開？按當時的政策規定，我企業一年的招待費是兩萬元，而我開會才花了七千元。用的是允許企業花的錢，是在正當的職權范圍內的，這犯了什么法？你們給我扣一頂亂發禮物的帽子，可是你們知道給記者送雙鞋還發了試穿證嗎？三個月他們返回質量信息，這有什么錯？”

“你不但給記者送鞋，據我們調查，你們自己也多領了十五雙，這十五雙鞋干什么用了？”

“工作人員是多領了十幾雙，這不假。但我沒讓他們動一雙，至今還都封存在辦公室的柜子里，你們現在就可以去查。”

“那么，擺宴席、大吃大喝呢，你作何解釋？”

“幾個菜一個湯，那叫什么宴席？要檢查只能檢查開會期間我陪著記者們一起吃了飯，而效果是什么你們知道嗎？三十多家新聞單位都發了消息，連香港報紙也作了轉載。”他掏出一卷報紙摔到桌上，“你們睜眼看看吧，這就是事實。別的企業用錢打廣告是宣傳產品。我請新聞記者來同樣是宣傳企業、宣傳產品。如果這也算錯誤的話，那企業還怎么搞？”

一陣連珠炮似的反問，搞得對方啞口無言，一貫以正確自居的紀檢委干部們哪里見這如此猛烈的抗拒。副書記的臉氣得青一陣、白一陣，一種要維護黨紀國法的使命感以及涉及自身價值的尊嚴，使他不由地拍案而立。

“汪海，你太狂妄了！今天，你到這里來是承認錯誤的，還是強詞奪理來為自己辯護？”

汪海可不吃這一套，你拍一下桌子我拍兩下。“啪、啪”兩掌下去，震得四個秘書捂住了耳朵。

“承認什么錯誤！我是共產黨員，在政治上與你們是平等的，為什么不能為自己辯護？！”

“你要清楚你現在是站在什么地方？”

“我很清楚我站在這里就是要看看你們到底講不講道理！”

兩人劍拔弩漱，各執一詞。桌子拍得震天響，誰也不讓誰。

“你再拍！你再拍一下桌子我就把它掀了！”汪海逼到副書記跟前，獅子般吼著，氣勢奪人。

鬧到這般地步，紀檢委書記不得不出面圓場。

“冷靜冷靜冷靜，問題還可以慢慢談嘛”

談什么？還怎么談？

汪海明白他此刻的處境危如累卵，他轉身甩門而去。

他第二次敲開了市委書記劉鵬的門。

劉鵬說：“我知道你會來找我。”

他從桌上的文件夾里取出一份材料，說：“這是市紀委、市整黨辦聯合上報的材料，準備在全市縣團級干部中第一個抓你的不正之風，但是我一直沒有簽發。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況，也想聽聽你本人的意見。”

望著市委書記老練、沉穩的神態，汪海暴怒的情緒頓時平靜下來，他從西北之行被誤認為是“香蕉酒廠”談起，一直談到在市紀委如何拍桌子大干了一場。

劉鵬聽罷，面露欣賞之色。

他認為，企業借助新聞傳媒宣傳企業和產品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城市改革剛剛開始的一九八四年，不能不說是一種探索。給每位記者送一雙鞋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問題是人們對此還缺乏認識，所以才有了這起“槍打出頭鳥”的風波。

他說：“中國該辦的事情太多了，但是由于人們受陳舊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法的影響，造成了該辦的事你辦了覺得你不應該辦，不該辦的事你辦了卻因為人們的習慣勢力，反而認為是正常的、自然的。這就是我們改革面臨的阻力。”

劉鵬為汪海正名。他在處理這個問題時首先問：

“汪海搞這個新聞發布會是為了個人還是為了企業？”

答復：“為了企業。”

“他花的那些錢，進個人腰包了沒有？”

答復：“沒有。”

“那么他花這個錢有權沒有？”

“按理說也有，但是”

“不要‘但是，只要這幾個問題是明確的，我看那個材料就不要下發了吧？”

古人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汪海在他的創業時期多虧遇上了劉鵬這位高瞻遠矚、膽識過人的市委書記。他后來感嘆道：“在中國的官場上沒有靠山是很難成事的。但是我與劉鵬書記沒有任何私交，惟一兩次去見他，都是陷入困境后找他解決問題。如果沒有他的支持，雙星早就被人打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