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鞋”途 治邪道
祁：早在八十年代初，農村也是剛剛實行承包責任制不久。在工業戰線，整個國有企業還都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嚴格控制之下，而雙星卻率先進行了改革，把企業推向了市場。請你談談當時的契機。
汪：從八十年代初開始，生產的鞋積壓得就跟我們現在廠里壘的那座假山一般高。我所以發動職工搞義務勞動，在廠門口壘這座假山是有好幾個意思的。第一是做紀念，讓人們記住那個難忘的時期；第二是美化一下環境；第三也是調一下風水。
祁：調風水？
汪：是啊。橡膠九廠的所在地，青島人叫八大關。過去從外地逃難來的窮人大多集中在這一帶安生，是一片貧民區。所以居住環境臟亂差，潑皮無賴多，治安條件很不好。我們的廠子等于是在這群人的包圍之中。
另外，你也看到了，我們的廠大門不東不西，不南不北，方位不正。曾經有個朋友對我說，這個廠之所以搞不好，是大門開斜了，它面朝東北，錢財都被沖到海里去了。而且廠子邪氣重，陰氣濃，沒有八字硬的人鎮不住。
祁：那你的生辰八字算是硬的了。
汪：我從來不知道我的生辰八字，也不相信大門斜就成不了事。因為我發現九廠的問題還不是門斜，而是人斜。一九八二年，還是于東啟當黨委書記的時候，廠里竟然有人提著一罐屎尿跑來，一腳踢開黨委辦公室的門，把屎尿扣在于東啟的桌子上。
祁：這是個什么人？
汪：是“文革”中的一個造反派，外號陳毛驢子。他曾經參與過武斗，被定為打砸搶分子，坐了幾年牢房，不但丟了工作也丟了老婆。出來后他不服，覺得自己受了迫害，成天跑到廠里來鬧，要求黨委給他平反。這個無賴那天把屎罐子扣到于書記的桌子上后，揚言三天之內，如果再不給答復，還要再送屎尿來。氣得于書記渾身亂顫，遇上這樣的人能有什么辦法呢？
三天后，陳毛驢子上樓來一看于書記不在，就直沖我的辦公室來。他這次是空著手來的，一屁股坐在桌子上問：“于老頭呢？”“出去了。”我正在寫材料，頭也沒抬。他說：“什么時候回來？”“不知道。”他掏出煙卷抽起來，說：“那我就在這兒等他了。”我放下手中的筆，說：“你有什么事對我說吧。”他說：“你是副書記，說了也沒用。”
看著他那一副潦倒落魄而又硬充好漢的樣子，我當時非常厭惡。心想，來者不善，怎么才能不讓他鬧起來，而又把他制服了呢。我起身去關辦公室的門，伸頭一看，樓道里那幾間辦公室的門都大敞著，里面的人悄無聲響。我知道有人在靜等著看好戲呢。關好門，我對他說：“你從辦公桌上下來，咱們坐下來好好談談。”他氣哼哼地胳膊一摔，把我的手給擋了回來。說：“談什么？我要你們馬上給我平反！”我說：“我們怎么給你平反？現在是法治，你當初觸犯了法律，不服的話，可以向法院申訴嘛。”他一聽這話火了。跳下桌子擺出一副打架的架勢，吼著說：“什么法院？誰送我去蹲班房的，我就找誰算賬！”
我一看他這架勢，就故意把話岔開。我說：“咦，聽說你與人干仗從來沒輸過，咱倆個頭差不多，來，比試比試，看誰力氣大。，我說著就要與他扳手腕。他本來是來打架的，沒想到我這個副書記卻笑嘻嘻地要和他比臂力，這伙計一下子給愣住了。他說：“好吧，咱要是扳不過你，咱從這門里爬出去。”
祁：他說這話就說明他信心十足啊。而您當時真的相信自己的臂力能勝過他嗎？
汪：與其說相信臂力，不如說我更相信自己的意志。因為我與他看著是扳手腕，實際上是一場正邪之間的較量。看著他高大，蠻橫，但卻是外強中干。我們才扳了兩個回合，他就敗下陣去，臉紅脖子粗地耍賴。說：“不算不算，重來！”那就重來吧。結果我又贏了。他最后不得不服，問我：“你咋那么大手勁？”我說：“我在越南打美國飛機的時候，部隊往山上扛高炮炮彈，別人扛一個，我汪海扛兩個。這手勁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祁：您也著實嚇唬了他一下。
汪：不。我說的是實情。在越南戰場上，我就是比別人多扛一枚炮彈。現在年齡一大，這后遺癥就顯出來了，右邊的膀子經常給我找麻煩。但當時和陳毛驢較量的時候還沒有問題。
祁：您贏了他以后，他怎么樣？
汪：灰溜溜地走了。我在前面已經給你談到過，這個廠曾經是青島市有名的“文革”重災區，光青島市革委會常委和委員，這個廠就出了五個。僅一九六九年、一九七Ｏ年，兩派間搞武斗，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最后不得不實行軍事管制。到了一九七四年，這里還因為派性斗爭而無法正常生產，才使得化工局，還有當時的市革委會先后派工作隊駐進來。
祁：您就是那時候來到九廠的。
汪：對呀。到一九七五年，管理混亂到什么程度？在半年多的產量中，統計出不合格產品就達三十七萬雙，被人們譏諷為“廢品工廠”。記得我剛到廠里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義務勞動拉廢品鞋，整整拉了三汽車。動員工人們拿回家去沒人要，拉到廢品收購站人家也不收，只好拉著去填海。
祁：一提到雙星，外界都知道您領著大家沖出禁區去賣鞋，因而闖入了市場。但恐怕都想不到雙星過去是這樣一個爛攤子。
汪：所以我常說自己是入“鞋”途，治邪道呀。一九八三年上任以后，正是改革之風剛剛在工業戰線掀起第一次浪潮。為推動企業管理走上正規，在全廠展開了“企業整頓”，從廠容廠貌，廠紀廠規，到產品質量，驗收的項目名目很多。市橡膠公司在布置這一工作的時候，有一位領導專門點我們的名，說：“九廠要想驗收合格，非整頓三年不可。”可見他們也對九廠的邪氣沒辦法。
任務一布置下去，我當天就從家里搬到廠里去住了。接著整治廠容廠貌。現在你看到集團總部假山前那片開闊的場地，過去是一片擁擠的低矮平房，聚集著廠醫務室、技術科化驗室、物理試驗室、機修科等六個部門。熱天不透風，雨天一片泥。一個企業的廠門，直接反映了企業的精神面貌。我下令三天之內，把這片平房全部扒光。
一聽說要扒房，那幾個部門的頭頭全都起來反對。一個個抱住自己的小攤子強調怎么怎么重要。我說：“廠子幾十年來，就知道生產解放鞋，你們給我說說都弄了些什么科研？有什么試驗可做？”有些部門成天沒事干，就來邪的，盡弄出些男人女人的事，成了一個藏污納垢的黑窩子。
我先是一個一個地做工作，兩個夜晚沒有睡覺。談不攏，只有來硬的了。到第三天，見他們不動，就叉腰站在廠門口指揮，限他們晚上十二點以前全部搬完。十二點一過，王平原、陳順來領著青年突擊隊趕來了。年輕人沖勁大，一齊動手，很快就把那片小房給拆除了。
祁：關鍵時刻，您的“哼哈二將”就出場了。
汪：老百姓的話，“鬼怕惡人”。在那種時刻我只能利用矛盾，以毒攻毒。說實在話，“哼哈二將”在我改革之初是立了功的，但是遺憾的是，后來他們的素質沒有能跟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像王平原，每次開會學習你看著他拿著筆在本上寫，要過來看全畫的是小狗小貓。說他一頓，下次還這樣，你也拿他沒辦法。但你只要交給他們沖鋒陷陣的任務，他們能二十四小時連軸轉。
扒了小房后，我就組織了星期日義務勞動，從嶗山腳下開石運石，在廠門口造假山。有人諷刺說：“他堆假山能堆出鞋來嗎？”說這種話的人沒有領會我的真實用意。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講的為什么造假山的三個意思：賣出積壓產品，沖向市場的紀念意義；美化環境和調風水。
在這次整頓過程中，我們苦干九十天，使九廠的面貌大為改觀：車間里是“軸見光，溝見底，設備見本色”；“跑、冒、滴、漏”現象也初步得到控制。你還不知道，過去廠里的工人往外偷東西，有的人明目張膽，公然扯下布料回家去包沙發；有的人與外面串通好，把鞋或者鞋楦裝在麻袋里，幾個人抓著麻袋角，“一二！”喊一聲扔出墻外，外面的人接住就弄走了。
祁：所以您說入“鞋”途，治邪道。這話很形象。
汪：這次可是治得狠啊，你想，幾個月來我就住在辦公室督戰。后來雙星人“嚴、高、細”的工作作風，就是在這次整頓中打下的基礎。上級部門不是曾經預言我們說，要想驗收合格，非整頓三年不可嗎？我們沒有讓他們等三年，而是在三個月后請他們來檢查，結果是一次性驗收合格。
治廠先治人
汪：到一九八四年，對我，對雙星來說都是非常難忘的一年。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在前一年，我們的鞋嚴重積壓，企業處于危急之中，上面誰也不打聽了，一分錢也不給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被迫成為青島市國營企業中第一家實行“自營自銷、自負盈虧”的“雙自”企業。
祁：這就是說，企業這條大船的纜繩已被砍斷，船朝那個方向行駛，完全要看您這個掌舵的人了。
汪：沒錯。我們頂住各種壓力，把積壓的鞋賣了出去，又把老產品擴散到了鄉村。但是，當我們的“雙星”產品不斷地開發出來后，發現市場銷售狀況卻不盡人意。中百站不包銷，而自己也沒有經銷能力，那么生產得越多，虧損也就越大。
我曾經在一份備忘錄里寫道：“中國改革前的國營企業是生產的巨人與經營（狹義的經營）的侏儒不和諧的結合體。一面是生產過程的大而全，小而全，而這巨人卻過度虛弱，沒有活力；另一方面是產品銷售、市場信息及在企業機體中的反饋功能嚴重地先天不足。在國家用計劃經濟的拐棍支撐著兩者的平衡時，矛盾尚不覺得十分突出，一旦撤掉支柱，這個畸形人立即會失去重心，而無法正常行進……”
所以企業要生存，要發展，要壯大，只有一條路，就是面對市場。把市場作為企業的最高領導；讓市場作為檢驗企業一切工作的標準。
祁：當時雙星面對的市場是個什么樣的情形呢？
汪：青島本身在我們國家的版圖上是一個小小的點，橡膠九廠在全國更是不足掛齒。但我們面對的競爭對手卻是很厲害的。東南有一面大旗，是上海的“回力”；華北有一面大旗，是天津運動鞋“雙錢”。這兩支勁旅幾十年稱霸南北，名聲顯赫。
再從企業整體實力和戰略地位來看。這兩個實力雄厚的競爭對手恰好對青島南北夾擊，形成一個扇形包圍圈。
而在南方，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的三資企業更是像雨后春筍，數不勝數，他們以外來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為優勢，以美觀、新穎的旅游鞋覆蓋了市場。
祁：形勢真嚴峻。
汪：強手如林呀！而我們的情況呢？最大的難題是內部組織機構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的需要。全廠二十七個科室，有的與生產經營嚴重脫節，徒有其名，失去了功能。三四百名干部，靠工人的血汗養著，高高在上，人浮于事。相反，對于市場信息的捕捉、產品的設計試制、產品的銷售網絡、售后服務等面向市場的工作都沒有專門機構負責。而這一切恰恰是當務之急。
所以，為適應市場的需要，大刀闊斧地進行一場企業綜合配套的機構改革，已經是勢在必行了。
祁：那么，您的第一刀是砍向哪里的？
汪：廠里的安全科。我讓他與勞工科合并。走這一步棋除了達到精簡機構的目的外，還有一個更為深遠的考慮。是什么呢？由于工廠解決了勞動定員后，輔助部門剩余勞動力的安排問題，職工子女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都是企業要亟待解決的。我就想，九廠地處市南區，離棧橋只有一箭之遙，具備得天獨厚的發展第三產業的優越條件，為什么要讓這一棟臨街的辦公樓白白地讓一些科室占據著，而不騰籠換鳥辦服務公司呢？
等黨委會的決定公布后，我當天下午就找安全科的正、副科長談話。科長一下子就把我撞了回來，說：“安全科的建制完全是按照上級的規定。如果現在部里、或者省里、市里有撤銷工廠安全科的決定的話，我們沒有話說。”我說：“你要上面的決定，沒有。但是讓你們合并是黨委會從實際出發做出的決定。希望你們能夠理解，顧全大局。”
第一次談話，沒能說服。我讓他們考慮一下，晚上又找他們進行第二次談話。但他倆的態度仍然強硬，拒不執行。他們強硬是因為上面有靠山呀。這個安全科將近二十人，基本上是一些領導的親戚、子女、關系戶。他們占據著臨街的辦公樓整整一層的房間，一人一個辦公室，連會議室都有七八十平方米，而且專門配有打字員、放映員。
但是他們對工人們做了些什么呢？九廠從建廠以來，從來沒有給生產第一線工作的工人發過工作服，連手套也不發。工人僅有的一條圍裙補丁摞補丁。到大夏天，三車間的女工們都光著膀子干活。相反，這些坐在辦公室里養尊處優的人倒有工作服穿，冬天還自己給自己發棉衣棉鞋。工人對他們真是又恨又怕又無可奈何，背地里把這個特權小王國稱為“超階級科”。
所以，我和他們第二次談話沒談成后，我就火了。我說：“你們這些年來，養了那么多閑人，占了那么多房子，可是你們對工人們做過什么好事？擺出來讓他們當然擺不出來。我說：“給你們三間房子就夠不錯了，回去馬上把樓層給我騰出來！”牛頂上了。安全科放出話來，說：“讓我們搬家，沒那么容易。我們要集體上訴。”一聽這話，我也發出死命令：“告到哪兒去都不怕。黨委會的決定必須立即執行。明天下午六點以前，如不搬到指定地點，制裁！”
此令一出，全廠為之震動，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這個焦點上，要看看是汪海的刀硬還是上面有根子的安全科硬。
安全科連夜開會商量對策，并派人去上級主管部門游說，尋找支持。第二天中午十二點，我見他們仍然按兵不動，又召開黨委會，決定罷免科室領導。開罷會，我就站在廠門口，兩眼直盯著斜對面的辦公樓。我想咱們就較量吧，看看正氣能不能壓倒邪氣。安全科的人也站在樓里玻璃窗后面看著我。
祁：火藥味夠濃的。
汪：這時候周圍悄悄的，大家都在觀望著這場斗爭到底誰勝誰負。到了下午三點半，我派人上樓請科長下來，當眾宣布黨委會的新決定，把正副科長全免職了。安全科沒有了敢于對峙的首領，這才老老實實地開始搬遷。
這一場斗爭，雖然打勝了，但事情并沒有就此完結，安全科不甘罷休，開始逐級上告，從市勞動局告到省勞動局，甚至驚動了國家勞動部，部里還專門派人下來調查此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服務公司卻進入了緊張的籌備階段，經過四十多天的調整，開窗鑿門，裝修出七百多平方米的營業場地，五月八日這一天，樓上招待所，樓下百貨店、膠鞋展銷部、飯店正式對外開業。這是當時青島市企業走上以產品為主，多渠道經營的第一家。
祁：如果說對安全科的處理，是您手操手術刀，首先切除了企業內部的一大病灶。那么接下來，您是怎樣在企業內部進行全方位的經營機制大轉換的呢？
汪：企業改革，說一千道一萬，說到底就是人的問題，在人的問題上就看你敢不敢動真格的。只有在人的問題上，你能敢為天下先，那么你在市場上才能有所作為。所以，我提出：企業管理部門最大的職能是什么？說一千道一萬，只有一條，就是為市場服務。不為市場服務的部門，就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于是，在黨委的領導下。我們強力推行大縮大減大合并，拆廟搬僧趕尼姑，圍繞市場重組管理機構的改革措施。
廠里將原有的武裝部、安全科、保衛科、車管科四個部門合并為一個武保安全車管處；技術科、質量檢驗科合并為技檢處；廠辦與黨辦等行政部門也歸并到了一起。這樣，原先二十七個科室一下子精簡為十七個，管理行政人員也由占全廠職工的百分之十一點八縮減為百分之七點八，不僅大大精干了干部隊伍，還克服了以往部門之間的扯皮、內耗。
相反，平時只能算算賬、開開發票的僅有四個人的銷售科則擴大為生產經營信息公司，引進競爭機制，招兵買馬。當新成立的生產經營信息公司在廠宣傳欄前張榜招賢，在工人中公開招聘一百名銷售人員時，廠里簡直就要沸騰了。那些常年埋頭于生產線上的年輕人們意識到這是個改變自己命運的好機會，都搶著報名，甚至拉關系走后門，四處托人說情。但是，這些通常人事調動慣用的手段，這一次全部失靈。
公司聲明三條：一、擇優錄用；二、關系一概不照顧；三、不搞終身制。這就是說你干不好，哪兒來的還要回到哪兒去。而那些被面試錄用的第一批銷售人員，經過短暫的營銷訓練后，立即派到全國各地去打開市場。
臨出發前，我為他們送行，我說：“今天，大家就要上路了，上路就會聯想到鞋。想一想，原始人從猴子群里走出來時，腳上哪里有鞋？后來要走路，要勞動，這才有了鞋。所以說鞋是人類文明的最初的標志之一，它使我們的先人擺脫了原始的愚昧。正如人類的歷史在不斷發展一樣，人類走路所穿的鞋子也在不斷變化，先是樹皮鞋，以后又有了草鞋、木屐、布鞋、皮鞋、膠鞋別看鞋不起眼，上至王公貴族、總統首相，下至黎民百姓，誰不穿鞋？再想想，在人的穿戴中，鞋是最低層的，所以忍辱負重，舍己利人就是鞋的品格。那么，我們呢，就記住一條：‘有人就穿鞋，關健在工作’。你們將要走遍天涯海角，那就把合格的鞋送到各種人的腳上吧……”
這些敢死隊員們不負眾望，第一年，銷售聯系網點就從零發展到幾百個，實現了企業自銷能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民主管理委員會
祁：您說過，沒有全體職工參與的企業改革，只能是空中樓閣，只能是紙上談兵。在雙星的改革中，工人們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汪：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一直高喊著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仆人。可是主人的權益真正體現在何處？而仆人又該盡到什么樣的義務呢？過去在工廠，勞動紀律、規章制度基本都是針對工人制定的，干部們卻可以隨心所欲，不受約束。他們上班可以喝茶聊天看報紙，可以遲到早退，可以上街逛市，你說這主人和仆人的位置不是完全弄顛倒了嗎？
所以在改革之初，我提出在職工代表大會成立一個常設機構，就是民主管理委員會。讓職工代表常年輪流脫產參與管理，隨時隨地監督企業干部。凡是在工作中不稱職被委員會多次點名，或者在關鍵問題上貽誤戰機給企業造成損失的干部，一律就地免職。
祁：這一招很超前。等于說給干部階層特設了一個監督機構。
汪：我們這個監督機構一直堅持到現在，十幾年了。當時我把這一決定向全廠宣布時，職工們歡聲雷動。我說：“我們黨組織不能代替職工進行民主管理，而要組織、支持他們的工作，使工人們真正體會到當主人的含義。但是，一些干部卻不以為然，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代早就過去了，現在搞這一套豈不是成心整干部嗎？
祁：民主管理的監督機制與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具有現代民主意識，而后者則是極左時代的產物。
汪：對呀。民管會一成立，首先把管理部門，特別是中層領導干部的勞動紀律作為第一炮來打。僅僅一天的考勤，就查出六名干部遲到早退，四名干部擅離崗位，不知去向，包括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皇”。于是，民管會便將這個考勤的情況公布出來，點名通報批評。
祁：曝光了。
汪：對，在全廠曝光。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被點名的干部氣急敗壞，覺得大丟面子。那個“女皇”更是暴跳如雷，沖到宣傳欄前，一把就將通告扯下來撕得粉碎。然后跑到工會大鬧，說：“他們跟著汪海干，發動群眾整干部，等著瞧吧，都沒有好下場。”民管會的同志一見這陣勢也有點慌了，跑來找我，說：“這下麻煩了，怎么辦？”
我說：“你們是企業的主人，主人管仆人沒有錯，你們怕什么？按照規定，怎么處理我作為黨委書記不該過問，但是，倘若一旦出了事，我來承擔。”我就不信正氣壓不倒邪氣。封建社會的七品芝麻官還知道個“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呢，何況是共產黨的干部，更要在關鍵時刻為工人們撐腰。我在干部會議上講：“我們干部管工人管了三十多年，難道工人們就不能管我們一次嗎？管一次就暴跳如雷，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那還得了？今后凡是被職工代表評議為表現差的干部，不管與我汪海是親是疏，一律免職。你當不好仆人就下去當主人。”對民管會的工人們我鼓勵他們：“撕了，你們可以再貼。將來你們如果查出我的問題，照樣貼出通報批評。”當天晚上，通告又第二次貼到廠門口的宣傳欄上，工人們里三層外三層地爭相觀看，情緒都很振奮。那個“女皇”一看這種情況，糾集了一幫人跑到市里告狀去了。
祁：斗爭夠激烈的。
汪：哎呀！那個時候，我在青島真成了眾矢之的了。市里信訪辦的人見我說：“伙計，你別再胡折騰了。”我說：“怎么了？”他說：“一天不接到告你的信，我們信訪辦就沒事干了。”我說：“都告我什么？”他說：“告你的多了，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沒有不告的。”
他說的一點也不假。我已經給你講過，這個廠過去遺留的問題很多，尤其是人際關系的問題，盤根錯節，牽一發而動全身，弄不好你就會中箭落馬，頃刻覆舟。雖然，我每干一件事，都要先研究他們要抓我會有什么樣的理由。但是，我也很清楚，在中國，要整倒一個改革者，說容易也容易，說不容易也不容易。有兩條我認為非常重要，處理不妥，你自己就先把自己打倒了：一條是你作為企業家，能否抵抗得住金錢的誘惑；一條是與女人的交往要特別小心，稍有不慎就會掉進陷阱。所以我在這方面是有著很強的自制力的。當時廠里的團委書記是位女同志，我說話、布置工作從來都不跨進她的辦公室，說完就走。
祁：這也太小心了吧？
汪：不小心不行哪。在創業的前兩年里，多少人想整倒我。盯梢的人有，告狀的人有，暗算的人有，上級部門派下來監視我的人有，省、市甚至國家有關部門下來調查我的人也有，紛紛擾擾，鬧得他們也挺忙乎。但事實就是事實，全光明正大地擺在那里，你們查吧，我照樣干我的。因為要搞機構改革，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對得起。我沒有原則、沒有標準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雙星。所以到最后上面來調查的人見告狀信與事實不符，走人了；上面派下來監視我的人看到我的行為，改變了看法，轉而支持我。可見斗爭中有暗礁，也有光明。這個光明可以說更多地是來自于職工。
祁：那么，您在雙星成立民管會，讓工人參與改革，是否也是一種斗爭的需要。
汪：我當然需要他們的參與，尋求他們的支持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管會這種機制在企業的管理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已經是不可缺少的了。它是雙星的一個創造。
祁：企業成立民管會，在中國改革走過2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件超前的事情。因為很多企業有職代會，但沒有對當權者直接進行監督的民管會。
汪：是的。
祁：雙星砸“三鐵”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吧？
汪：對。
砸舊三鐵 破新三鐵
汪：常言說：市場是企業改革的動力和源泉。我要面向市場，就得要創新體制，引進競爭機制，啟用能人而不是庸人，更不能用不為工人辦事，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所以說，如果工人群眾都認為你這個干部是占著茅坑不拉屎，那么，你就不能再繼續占下去了。
所以我宣布：雙星干部職工不再有界限，誰能耐大誰來坐交椅。而且這個交椅不再是鐵的，干得好則干，干不好就得由群眾評議，廠里重新聘任。像基建科，過去被工人譏諷為“敗家子科”，廠里一次次給的基建費都讓他們撒胡椒面似地給折騰光了，多少年來蓋不起一棟像樣的樓。根據群眾評議，廠里就撤了科長的職，換上了個能干的復員軍人。機修科，偷盜成風，我們也是用同樣的辦法罷免整頓。這樣一來，一大批年輕人得到了提拔。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雙星的管理階層全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確實是生氣勃勃。現在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中年了。除了重用年輕人外，我還破格提拔了一位50歲的老工人。
這個老工人就是被人稱為“雙星老太婆”的張瑞云。她一九五四年入廠，在車間當操作工。雖然她看著是一位不起眼的女工，但潑辣，能吃苦，骨子里有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好勝心。三十年里，一直是廠里的先進工作者。因為她整個身心都撲在工作上，車間里的女工們也都服她，叫她“張老媽媽”。我讓她當四車間的車間主任。這一下可鬧翻天了。告狀信像雪片一樣往上送。
祁：為什么？
汪：反對派借此抓住了把柄，說張老太一沒文憑；二年齡又大，汪海把她扶到掌權的位子上，就是有意在跟中央關于干部的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政策對著干。
祁：可是張老太后來干到總裁助理的位置上后才退休的，這就說明了她很有能力。
汪：我認為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刀切，不能教條。對企業來說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就是最大的資源，無論年老年少，有沒有學歷，只要出于公心，有才干，誰都可以在領導崗位上顯顯身手。而那些庸庸碌碌，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能力平平的人，你就該干什么干什么去。所以那些被撤換下來的干部來質問我，說：“我們到底有什么過錯？”我直接了當地回答：“無功便是過。”
祁：記得幾年前在您的辦公室里，就能人和庸人的問題，您還有過一番宏論。您說，不論在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不管哪個國家，從古到今都是能人起來造反，對社會進行革新。
汪：是呀。今天我們搞改革，首先要想辦法把能人用起來，讓能人來管理。所謂能人，無非就是有思想、有超前意識、有才華、有個性的人。如果用些聽話的庸人那還搞什么改革？中國的能人太多了。只是舊的人事體制沒有給他們創造一個好的環境，限制了他們聰明才智的發揮。就拿我們雙星的一個科技人員來說吧。他叫劉守芳，因為個子高，外號劉大個子。在九廠他可以稱得上是五朝元老。從“文革”到改革開放我上任之前，看著別人斗來斗去他不參和，領導換來換去也與他無關，成天扛個釣魚桿去釣魚。是個有名的逍遙派，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我發現九廠過去的那幾個領導他都沒有瞧在眼里，召集開會，他悶在一邊不吭聲；讓他發言，便是一大堆反面意見。鬧得領導也不愿見他，他也就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成了那種不干活，沒出息的“老倔種”。但是我就是從他的那些反面意見里，發現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上任后搞第一次機構人員調整時就請他出山。而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放在廠內沉睡了十幾年的進口密煉機給開動了。不然誰也弄不了。后來，在我沖破阻力搞老產品擴散時，他又是我的第一個支持者，并且是這項戰略的實施者之一。
祁：現在誰都明白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無情法則。而在八十年代初，您在砸三鐵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汪：要實施任何一項改革，都必然要沖擊現有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而這些人是決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某種“特權”的。他們群起而攻之，斗爭的焦點幾乎全部集中到我一個人身上。在那種巨大的壓力中，我要面對七種反對勢力：第一種是退居二線的老干部。他們退下來后沒事干了，心里感到失落，兩眼就盯著你現任的領導，給你挑毛病。第二種是“文革”中上來的造反派。這些人的官職給撤了后，沒有了派性斗爭的市場，也是心懷不滿。第三種是心懷叵測的一些人。自從砸了三鐵后，他們過去靠利用關系，找靠山這些歪門邪道向上爬的路子給堵死了。第四種是觀念陳舊，在計劃經濟的舊模式里生活慣了，如今跟不上形勢而受到沖擊的反對派。第五種是上有靠山下有根底，常年無人敢管敢問而現在不許他為所欲為的人。第六種是現在受到紀律約束的那些平時不干活，混日子的懶漢、二流子。第七種則是能力平平、庸庸碌碌，因為精簡機構被撤換下來的一些基層干部，心里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要動一個部門，動一個人，就必然引起一陣混亂。就好像一石擊起千層浪。
祁：砸三鐵，首先是權利和利益的沖突，而權力和利益的沖突往往對個人來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有時會釀成生與死的搏斗。
汪：當時斗爭激烈到什么程度？有人就差點要了我的命。那時候，我每天都很晚才騎著自行車下班回家，路上要經過一片樹林。有天晚上我特別累，慢慢踏著車還想著第二天的事情。快到樹林那兒，我的第六感覺突然警醒了，下意識里就覺得前面黑黑的，也沒有路燈，會不會有危險？想到這兒，我使勁踏了幾下車，想快速沖過樹林。結果，沒走多遠，突然，樹林里飛出一塊石頭向我砸來，我本能地一低頭，石頭從我頭頂上飛了過去，落在馬路的對面，接著又聽到一塊石頭落在了我的身后。
祁：這時候您只有奪路而逃了。
汪：那可不是？你在明處，人家在暗處。明槍好躲，暗箭難防。你不趕快走就得要吃虧了。回到家里我對妻子淑蘭說：。你要有個精神準備，不知哪天他們會害死我。”從那以后，一到晚上十點，淑蘭見我還沒回家，就提心吊膽、坐立不安。
祁：在八十年代中期，武漢就有一位企業的改革者慘遭殺害。
汪：從那以后，我的警惕性也高了。把廠里惟一的一支手槍挎在腰上，在有些場合還故意一撩衣服讓它露出來，展示它的威懾力。另外廠里的保衛科長，還有那些支持改革的積極分子也開始在暗中保護我。
祁：后來你有沒有去查查樹林里的兇手是些什么人？
汪：沒查。
祁：怎么不查呢？
汪：當時保衛科要查。我阻止了。我說人家鐵飯碗本來端得好好的，你給人家砸了，他能沒氣嗎？人家鐵交椅坐得好好的，你給人家換了，他能沒氣嗎？
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上級各部門的調查組來雙星就跟走馬燈似的，來一次調查組，就有人傳：汪海要完蛋了。可是，我一次次都挺了過來。過后，那些誣告我的人，想置我于死地的人就很擔驚受怕，害怕我打擊報復。但是事情過后，我也就看淡了，這些人在企業該干啥還干啥，表現好的照樣提拔。
祁：一個人要做到真正能容忍他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寬容有時候比拼命更需要勇氣。
汪：所以為什么有一陣子社會上一個勁地喊“理解萬歲”？理解就是要設身處地地為別人想一想。
祁：那么，作為一個改革者，您認為他最不能忍受的東西是什么？
汪：最不能忍受的是你一心一意為企業在干，而你的上級部門卻百般刁難你。這是最殘酷的事情。我當時除了要面對企業內部的七種反對勢力外，還要面對來自主管部門的非難。時代變了，但他們仍然還在老的思維定勢里出不來，再加上“文革”后期我不愿意跟著他們的派性轉，又在很多事情上堅持正義頂撞過他們，所以他們總是在卡我。橡膠公司的頭頭甚至公開說：“國營企業哪有這么干的？他無視國家勞動人事制度，簡直把橡膠九廠搞得烏煙瘴氣！”不光這么指責，而且制裁，把我們改革兩年來所取得的一些先進稱號，統統給取消了。廠里的人都特別生氣。我說：“取消就取消吧。咱可以不當那個先進，不要那個名。只要企業能在市場上站住腳，比什么都重要。不然，一切都是空的。
祁：您后來提出的所謂破“新三鐵”指的是什么？
汪：一是盤根錯節的“鐵關系”；二是舊體制中的條條框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鐵柵欄”；三是人們頭腦中落后于改革的陳舊觀念形成的“鐵鎖鏈”。這三個鐵家伙就像一張鐵絲網，把你罩得嚴絲合縫，要想飛出去，必須掙破這個網。否則，只能在網中束手待斃。
光明磊落浩然正氣
祁：你所說的砸“舊三鐵”，是針對企業內部；而破“新三鐵”則是針對社會的大環境，是這樣的嗎？
汪：可以這樣理解。有一次記者來采訪我，我對著鏡頭坦率地說：“回到雙星我就舒心愉快，到了市場上我就精神振奮。可是走進官場上我就不靈了，感到事事受阻不順心。”為什么這樣說呢？在舊體制下，衙門太多了，企業要想做些事，無論哪一個衙門只要你沒把頭磕好就別想辦成事。八十年代我們為了打入國際市場，準備投資建一幢出口鞋大樓，光是審報就花去了兩年多時間批不下來，反正是讓你蓋不夠三十六個公章，不趟下四十八條路子就甭想辦成。我想如果按常規的審報手續，求那些衙門里的官老爺們一個個開恩，那國際市場上的黃花菜早就涼了。時間不等人，只有加快速度，自己先干起來。對待那些人為的“鐵柵欄”，能跨就跨過去，實在不行就蹬倒它先邁過去。這樣，我們在一九八九年正式開工建樓，廠房建筑和設備安裝同時上，外裝修時內部安裝設備，等工程竣工，設備也全裝好了。但是市里有關部門跑來指手畫腳，說你的廠房我們還沒有驗收合格，怎么連設備都安好了？這不合規定，禁止使用。
祁：市場和官場往往是一對矛盾。
汪：我才不聽他那一套呢。我說：“我自己花錢蓋廠房，還要等你同意了才能使用，耽誤了生產，耽誤了市場，你們誰也不會替我承擔責任的。”用！一天都不能等。我下令開工。結果，和那個部門頂上了牛.我們的產品已經源源不斷地投放國際市場了，而這座大樓卻還是黑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了非法建筑。官司打到市里，我又不得不去說明情況。我說：“你們坐辦公室的，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而我的國際市場晚一天都不行。這是信譽，更主要的是個效益。雖然我為國家干，但我今天要出口這個產品，我就得履行合同。否則人家罵我汪海事小，罵咱中國就事大了。”
我要出國考察、談判；雙星要組團參加國際博覽會。有關部門也嚷嚷：“汪海怎么上個月出了，下個月又出？出國起碼也得輪換著出呀！”
祁：這就是官場上的思維，把出國考察當作一種待遇和榮譽，大家輪著來。
汪：所以我對他們說：“你當我出國是為了玩去的呀？我哪里有這些閑心？”他們說：“你去可以，我們得派一個跟著。”我說：“你是特務還是什么？我出錢讓你給我盯梢，那我何不帶一個我的設計人員去呢？”好，不同意帶人就設障礙，反正在條條框框中總能找出幾條出來治你。我們組團去參加世界博覽會。“啊，一次出國就十幾個人。這么多人出去，不行。”問為什么？說：“出國沒有超過五人的，你這么多人，沒這個先例。”我說：“古人還不敢吃螃蟹呢，不能說以前沒有的事，今天就不能干，否則社會怎么發展？！”
祁：現在出國還這樣卡嗎？
汪：現在好多了。畢竟改革開放二十年了。但是當時太難了。
祁：我覺得“新三鐵”不僅僅是我們體制中存在的弊病，還是幾千年封建文化積淀而成的陋習，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破除。它只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才能被新意識、新觀念、新法則以及新型關系逐漸取代。
汪：我們不能因為它根深蒂固就不去抗爭。這“新三鐵”最大的危害是造成內耗，讓你朝后看，讓你原地踏步，最后讓你動彈不得。你要想輕裝前進，就非得過五關斬六將不可。所以我的精力一半要干事業，一半還要應付這些事。
祁：“鐵鎖鏈”指的是什么？
汪：可以說是上級機關或有關部門扼制你的一切手段。就說當廠長這件事吧。一九八五年六月，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上級部門開始給九廠物色新廠長。第一條標準就是干部要專業化。而我才是個技校畢業的中專生，在他們眼里自然沒有資格當這個大廠的廠長。他們在市橡膠系統選大學生，選了一陣沒選出合適的人來，又降格扒拉大專生，就是不看汪海的成績和實際工作能力。
祁：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成功，就是企業家的文憑。
汪：所以在這些鐵鎖鏈面前，我想，為了企業，咱還是自己拿自己當骨干使吧。我第三次敲開了劉鵬書記的門，向他談了我的想法，結果橡膠公司又和市委頂上了牛。并且借我沒有大專文憑大造輿論。但是，這一次市委沒有妥協，本著企業的需要和實事求是的原則，打破紅頭文件的規定，破格提拔我當了九廠的廠長兼黨委書記。這在當時青島市所有的大企業中，我是被任命的惟一沒有大專文憑的廠長。
人的一生，還是那兩句話，困境中要自我感覺良好，工作中要自己拿自己當骨干。像我這樣的性格，這樣的思路，有很多人是看不慣的，他們面對你的時候就感到不自在，假如我遷就、妥協的話，那也就會被壓制得完蛋了，什么事也干不成。反過來講，我這樣的性格和思路，要是說話不算數的話，我也更難受。
在黨政大權集于一身后，我真是豁出命來了。不但全面引入競爭機制，在干部的選拔、培訓和任用方面廣開渠道，擇優任用。還在全廠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體制改革：在企業內部分家放權、分層承包、分開算賬，把各個生產車間和輔助部門改變為分廠，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與此同時，又在雙星展開了幾十次解放思想的大討論，在九大方面實現了“九換腦筋”，明確地樹立了符合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的市場觀念、競爭觀念、效益觀念、人才觀念、創新觀念、管理觀念、質量觀念、新產品開發觀念、思想政治工作觀念。我們把它總結為雙星市場經濟的三次革命。就是：革了保守和僵化舊觀念的命，換了一個新腦袋；革了計劃經濟舊框框的命，造了一個新機制；革了等靠要守業方式的命，創了一個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