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正紅沂蒙山
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夕，汪海到北京來，我和幾位朋友去看他，談話中他突然冒出一句話：“我那個地方再不能繼續做鞋了，再做下去，雙星就得完蛋。”
“為什么？”我們不禁大吃一驚。
雙星的事業正日照中天，進入雙星歷史上最為輝煌的階段，怎么會不能再繼續做鞋了呢？
那天，他對我們這些外行們沒有多說什么，便匆匆忙忙告了別，去考察市場去了。
不久便傳來消息，說汪海在沂蒙山的沂源縣買下一座廢棄的兵工廠，成立了魯中公司，并在莒縣搞了個內聯鞋幫加工廠。還有消息說，雙星離開青島上山下鄉了，市區五個工廠已經開始向沂蒙山大遷徙。搬遷的那幾天里，裝運機器設備的車輛在公路上如同運動的長蛇陣，浩浩蕩蕩，首尾不見。
后來，就產業大轉移的問題，汪海闡述道：“并不是我對上山有癮，是市場規律、經濟規律逼的啊。”他說：“咱這么搞，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前，發達國家的制鞋業為什么向第三世界轉移，因為制鞋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手工操作太多。隨著經濟的發展，成本也越來越高，他們干不起了。而目前在中國，制鞋業正處在上升時期，如果把眼光放到十年以后去看，它會是什么樣的前景呢？假若我們現在不趕快從城市跳到農村，就會一年比一年被動，等危機出現時再跳，那就為時太晚了。所以，我們往沂蒙山轉移等于說是一步到位。”
一九九三年的四月，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筆者和青島市幾家報社的記者應邀前往沂源縣參觀雙星在沂蒙山剛開工的工廠。筆者沂蒙山的了解，最早還是來自于歌劇《紅嫂》，劇中的女主角紅嫂在解放戰爭中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受傷的子弟兵。后來，山東的軍旅作家苗長水送給我一本他的小說集《犁越芳冢》。我被書中描寫的美麗的汶河、沂水和英雄的孟良崮深深地感動了。那里有愉快地唱著山野村俗的歌謠，拉扯孩子隨大部隊轉移來的李山大哥；有肩挑擔子在炮火中跟隨大軍南下的非凡的大姨們；更有著為了革命的成功、為了共和國的建立而無私奉獻的父老鄉親們
我對沂蒙山革命老區早就有了神往之情。
清晨，從青島市出發，一路疾馳。當汽車進入沂蒙山地界后，窗外的景色卻讓我大為失望。光禿禿的山巒，干涸的河床，石頭壘就的矮房子，偶爾看到一些農民在巴掌大的梯田上正躬背彎腰地播種。一切跡象都向我證明著沂蒙山老區的貧困。
汽車行駛了將近六個小時才到了目的地。想不到在四面大山的山坳里，竟然蠶臥著一座大工廠，這就是雙星新建的魯中公司，它擁有六百多畝地，六萬多平方米的廠房和職工宿舍樓。這么大的規模，不難猜出這里作為軍工企業也曾經相當繁榮過，然而，有誰能想到在雙星遷來之前，這里的資產竟然有三年時間無人過問，空洞的廠房、樓群任憑風吹雨淋。
魯中公司的總經理姜桂圣還是那么精神，黑黑的臉膛，濃眉大眼。雖然身著工作服，但軍人的風度依然不減。他曾經是某部機槍連的連長，現在卻是汪海的一員大將。自一九八四年以來，
只要雙星去哪里開辟新戰場，他便像開路先鋒一樣打起背包帶人出發。一九八八年雙星在黃島開發區新建年產三百萬雙膠鞋生產能力的“雙星鞋廠”時，他乘風破浪跨海西征，待到果實累累時，他又拋下家室，一頭鉆進了沂蒙山的滑石峪。
姜桂圣告訴我們，雙星買下這座廢棄已久的廠房、廠址后，他便率領十名工程技術和經濟管理人員進駐。當時管道失修沒有水，線路不通沒電，太陽一落山，山坳里漆黑一片。廠房因為長期沒人管，已被損壞得很慘。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在進駐三個月后，雙星鞋竟然奇跡般的在這里生產出來了。
奇跡是怎樣出現的呢？姜桂圣在這片交通不便、通訊不便的大山里發動了陣地戰。他首先解決水的問題，親自請民工挖渠道、修管子，大冬天晝夜奮戰，僅用三十天時間便拿下了這項“保命”工程。然后是疏通線路，從幾十里路外架起電線桿引來了電。與此同時，整修廠房，安裝機器，在當地招聘工人。真是數管齊下。待數百臺機器安裝完畢后，被培訓了三個月的工人正好能上崗。
第二天早晨七點半后，我站在公司辦公樓前，只見沂蒙山的小伙子、大姑娘們有的騎自行車，有的跑步，一群群地朝廠區擁來。到了大門口，似乎也沒有人指揮，就自動地排成三列縱隊整整齊齊，一二一地走進廠區。
從大門口直線走入車間，要十幾分鐘。我久久地望著這些年輕人的背影，感慨頗多。昨天，他們還都是在土里刨食的農家子弟，今天他們已成為雙星集團訓練有素的新職工。他們的內心會有怎樣的感受呢？
雄心勃勃的姜桂圣對我說，魯中公司已招聘一千多名沂蒙山子弟，但這些人還遠遠不夠。魯中公司還要在滑石峪村那片貧瘠的土地上創造出一個市場來，要建立一系列配套企業，建服裝廠、建賓館酒店、建雙星商業一條街，還要開發養殖業，養雞、養羊。
說到養羊，他興趣大發：“我的羊群這兩天剛下了幾只小羊，哎呀，毛長長的，可愛極了！”
那天晚上，見姜桂圣拿起手電筒走出辦公室，我問他干什么去，他說有幾幢樓房收拾好了，讓住廠的女工們從平房搬進去，他要去看看她們都安頓好了沒有。我說我也去，便跟在他身后，深一腳淺一腳地朝宿舍區走去。
一幢幢的六層宿舍樓，都是三室一廳，這是大城市里的人們夢寐以求的住房，但在這大山里，許多樓卻都空著。姜桂圣說：“不著急，等魯中公司發展起來，這些樓房還不夠呢。”
一套住房，安排4個女工住，姜桂圣是見門必進，見人必問，在嘰嘰喳喳的女孩們面前，他真是個慈祥的大叔。然而，在管理要求上他卻是說一不二。臨來沂蒙山的前一天，汪海給我們介紹情況，他以一種欣賞的口氣告訴我們，魯中公司的兩化管理標準是非常高的，連總廠去的人有的都不能適應。他說：“我派了十名技術嫻熟的老合同工去帶帶新職工，讓姜桂圣這老家伙給我開除了六名。”
我跟姜桂圣鉆了幾個門洞，爬了幾層樓就累得呼哧呼哧，只好站在樓外，等他把所有住進人的宿舍都視察了一遍后才跟他往回走。到了辦公樓，他讓我上去休息，自己又向廠區走去。同行的張經理告訴我，老姜每天晚上臨睡覺前都要去查哨，否則他就睡不安穩。
沂蒙山的夜很靜，沂蒙山的夜很濃。在濃濃的夜色中，姜桂圣手中那明亮的手電筒光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幾天后，我告別了魯中公司，乘車出山，車行幾道彎后，我突然發現路旁的田野里桃花盛開。奇怪，來的時候還是滿山光禿禿、灰蒙蒙的樹木，才幾天工夫就粉團團地似彩云降落在田野上。真是“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發生”啊！我相信，隨著雙星在沂蒙山的開發，勢必能帶動起這一片革命老區的經濟騰飛。
東部發展 西部開發
汪海經常有一種感嘆：這個世界上的勞動者除了農民苦以外，第二個就是做鞋的了。勞累不說，又是微利，掙不上幾個錢。
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制鞋行業，目前還不可能達到生產全自動化。現在，從廠房到設備，雙星已經達到了世界制鞋業中最先進的水平。即使是這樣，一雙鞋從原料到成品仍需要二百多道工序，而且許多工序還是要靠人手去完成。因此，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鞋業生產的高勞務和低經濟收益造成了尖銳的矛盾，使得許多發達國家視鞋業為夕陽工業，在六七十年代就把這一產業轉向日本、韓國和臺灣等亞洲國家和地區。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這些國家和地區又開始把這一產業轉向了勞動力更加低廉的中國大陸。這一連串的轉移正是這個行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鞋業作為微利的谷底產業，如果不具備大的生產規模，就不能抵御市場出現的各種危機，不能與風云變幻的市場相抗衡。所以雙星的發展壯大之路，如果用形象的話來概括，就是“出城”、“下鄉”和“上山”。
現在讓我們來追尋一下雙星在這條路上的足跡。
一九八四年，雙星為開發新產品，走出城區，把老產品擴散到郊縣鄉鎮企業，這是汪海在運營資產上的第一步。
下鄉則是他的第二步。從一九八七年開始，雙星在尋求著規模擴張之時，通過聯營方式，或者租賃的方法，在開發區先后建起了五大鞋廠以及制幫、印刷、紡織、包裝等輔助工廠，形成了自我配套的雙星第一座鞋城。此外，又在即墨市租賃占地上千畝的廠房和土地，借用當地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成本低廉的優勢，迅速建成了雙星工業園。這第二座鞋城已經成為雙星的高檔鞋、皮鞋生產基地和科技開發中心。兩座鞋城都地處市郊，生產的產品與集團本部生產的產品相比，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二成以上。
第三步，則是上山。實施“東部發展，西部開發”戰略。
進入九十年代后，青島市郊勞動力價格上升，地價也開始升值。這就需要經營者把目光投向勞動價格更加低廉、地價更加便宜的邊遠地區，走農村供應城市之路。這期間，先后來找雙星尋求聯營的地區和鞋廠多達一百余家哪！但是汪海有選擇地去考察了一番后，結果卻是掉頭而去。
談起這個話題，他對我說：“東北請了我好多次，哈爾濱那個局長和我還是好朋友，叫我接他那個廠，但我們喝完了酒就拜拜。我說在你這個地方干不可能了，就是全市的工業都垮臺，你們也是照吃照喝，什么工資獎金不少一分，我就是在這里招工人也沒有真正干活的，也不好管。去陜西，一路在大小官員們的熱情接待中到了延安，接待我的一個地區副專員，晚餐時他就喝了四十八杯酒，我一看這種情況也不敢投資了。轉了一圈后，我擺了五桌來了個答謝宴會，感謝所有接待我的官員們，其中明白的人說你這是握握手要再見了。我說，對，再見了。”
作為企業家，汪海清楚地知道做任何事都要講天時地利人和。如果當地的社會投資環境不順，雙星把產業轉移去了就如同把船開進了泥潭。
那么，雙星把目光轉向沂蒙山是個什么樣的契機呢？
改革開放以來，過去隱蔽在山東腹地沂蒙山區的三線工廠、軍工企業都紛紛開始走出了山坳，搬進了城市。而制鞋這個行業要發展又急于出城、下鄉和上山。剛好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原來建在沂源縣金星鄉滑石峪村的山東裕華機器廠搬遷到了日照市，把一個占地六百畝的廠區，六萬平方米的建筑，價值達六百多萬元的不動產撂在了山溝里。作為沂源縣政府呢，也不希望讓這些資產白白閑置或者流失，但要利用這些資產，縣里又缺乏資金和開發產品的技術和人才，所以他們迫切希望有實力的大企業到那里投資建廠。
一九九二年八月，沂源縣的一位縣委書記頂著夏日的驕陽，慕名前來青島找汪海，要求雙星買下滑石峪已遷走的軍工企業的廠房，為了這些國有資產不毀于一旦，為了當地的老區人民有致富之路，他們迫切地說：我們就是分文不要，也要請你們去辦廠。
沂源縣領導的這一要求和雙星在同年實施的“東部發展，西部開發”的戰略一拍即合。
于是，汪海帶領部屬六進沂蒙山，最后拍板：在沂蒙山建廠。他說，從感情上講沂源縣是革命老區，也是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我們有義務支援老區經濟建設；從雙星發展考慮，沂蒙山地處山東腹地，在這里生產的產品可以直接供應本省，進入中原市場路途也短。此外，農村廉價的勞動力，能使產品成本降低，贏得市場的競爭。
合作的雙方很快達成共識，雙星以八十萬元買下廠房，立即實施“西部開發”的壯舉。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汪海的這一決策。
對于雙星的西進，青島市有些人認為雙星在海邊站不穩了，要完蛋了，甚至連企業內部的很多人也不理解。說別人都朝沿海開放城市發展，為什么我們雙星卻要往窮山溝里跑？汪海真是成天瞎折騰。
面對這些議論，汪海則說：“企業出洋越海是開放，上山下鄉也是開放。雙星的西進是制鞋行業發展規律的必然需要，不去也得去，只有這樣，雙星才能有大發展。”
除了要統一企業內部的認識外，還要解除沂蒙山人的一些誤解。當地人能理解原來的企業扔下廠房進城，但明白雙星人為啥往山里鉆，如果不是在青島呆不下去了怎么能跑到咱這窮地方來呢？還有一種議論說，雙星是來剝削當地人來了。因此，在建廠前后，周圍農民偷盜成風，地方政府的有些部門也是百般刁難，給企業造成了嚴重的干擾。在這種情況下，汪海建議在魯中公司展開了一場“魯中到底是誰的魯中”的大討論，讓每個人談認識，慢慢地才徹底改變了職工的思想，也贏得了當地人的理解。
當雙星在沂蒙山建起了第三座鞋城后，實踐證明汪海的思路是對的。而那些習慣于計劃經濟老一套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現在已感到步履維艱，有的已幾乎經營不下去了。職工們倒是守住了家門，卻丟了飯碗。
鞋匠成狀元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六日，由中國扶貧基金會、新華社半月談雜志社聯合舉辦的第三屆“古漢杯”全國十大“扶貧狀元”的評選活動在京揭曉，雙星集團總裁汪海被評為十大“扶貧狀元”之一。
歷屆入選的全國十大“扶貧狀元”中，除個別民營企業家外，大都是領導干部和科技人員，國有企業的負責人獲得此項殊榮則尚屬首次。對此，《人民日報》在十月十八日曾專門發表文章，介紹雙星的“西進戰略”對沂蒙山革命老區人民做出的突出貢獻。文章說：“幾年前，雙星集團總裁汪海帶領著雙星人在‘越洋過海，闖世界市場的同時，開始了雙星‘西部開發’的發展戰略，主動選擇交通、通信、水電等都極其不便的沂蒙山區投資建廠，開始了一個國有企業家替國分憂、扶助老區人民脫貧致富的西進壯舉。”
國務院扶貧辦領導小組組長陳俊生也特意批示道：“城市國有大企業主動到落后山區投資建廠，把他們的資金、技術、人才等優勢與落后地區的勞動力優勢結合起來，實行互補，共同發展，這是應該提倡的，青島雙星集團公司就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典型。”
九十年代初，汪海為產業轉移曾四處選點，他到過東北、華南、華中等地。但最終為什么把產業轉移的地點選在了沂蒙山區？除了企業的長遠利益外，還有一點則是汪海對農民的情感因素。
他曾六進沂蒙山，在深入當地農村調查時，從農民的口中得知，沂蒙山區脫貧的標準是一戶人家年收入達到四百元。
他問農民：“這四百元，你們能達到嗎？”
“哪里達得到！”農民向他講述道：上面的干部每年來統計，連一窩小雞都不放過，是公雞還是母雞都還看不出來，就預先給算出這一窩小雞長大后一年能下多少蛋，蛋又能賣回多少錢，東拼西湊算夠了四百元。好！達標了，你也就算脫貧了。
聽了這一席話后，汪海的心沉甸甸的，一些地方干部的浮夸風如果就這樣刮下去，那么，坑的是誰呀？是最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是把乳汁和鮮血奉獻給了中國革命的沂蒙山人民啊！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汪海把這件事講給雙星的干部職工們聽，他說：“古人都知道愛民如身，視民如傷，何況我們共產黨人。”
…………
三年過去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又去了一趟沂蒙山的魯中公司，眼前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原來僅有的那座大山坳里蠶臥的工廠，早已被繁華的新城鎮擋在了后面。只見工廠前方那條雙星街，街道寬敞，建筑林立，車水馬龍，好不熱鬧。據說，金星鄉農業銀行，過去是沂源縣儲蒂存款最低的銀行，自從雙星在這個村建廠后，儲蓄額逐年增加，現在已成為沂源縣接收儲戶存款最多的一家銀行。過去當地政府對不聽話的基層干部說的一句口頭語是：
“不聽話，到三叉（一貧困鄉）。再不聽話到金星”。
現在由于風水已變，連金星鄉政府也遷址到了滑石峪的雙星街上。人們的口頭語也隨之變成了：“想致富到雙星，得金星。”
確實，魯中的變化是巨大的。投產后五年時間，就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員工六千多名的大型鞋城，到一九九七年，年產量增長了百分之五百八十五；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百九十；銷售收入增長了百分之五百一十五；利稅增長了百分之三百，成為沂蒙山區的一家耀眼的明星企業。
同時，雙星魯中鞋城在沂蒙老區的扶貧效應也越來越顯著，公司員工年人均收入已達到四千元以上，按當地的標準，一人就業全家脫貧，兩人就業就可提前進入小康。照此計算，雙星魯中鞋城至今已使上萬名老區人脫貧，有的已經致富。三年前我看到附近的小伙子、大姑娘們來上班大都是步行，條件好的也不過是騎輛舊自行車，如今停放在車棚里的全是錚亮的摩托車。
無工不富。鞋城的發展最為振奮的是帶動了周邊鄉鎮企業的發展，滑石峪村辦起了紙箱廠；在東里鎮少數民族開發區建起了制幫廠；在梭背嶺鄉建起煉膠廠……所以，在沂蒙老區人民眼里，雙星確實是他們的致富星。
鑒于此，雙星于一九九六年又果斷地邁出了第二步：與沂水縣合作，在“紅嫂”的家鄉沂水縣高莊鎮杏峪村的原軍工企業前進機械廠舊址，建起了沂蒙山第二座鞋城——雙星瀚海股份有限公司。
瀚海鞋城占地達六百畝，一期工程投入達三千萬元，規劃年產鞋達一千三百萬雙，年產值達一億五千萬元，利稅過千萬元，并將再為沂蒙老區解決四千多名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使上萬名老區人民走上脫貧致富路。因此，在瀚海鞋城建設中，期盼鞋城早日建成的沂蒙人民從供水、供電到施工建設都給予了大力支持，使鞋城僅用了九十九天就建成，創造了雙星發展的又一個奇跡。
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在瀚海公司正式成立剪彩的那一天，當地的農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如同趕集似地來到廠房四周的山坡上等待著觀看工廠的剪彩儀式。望著滿山遍野黑壓壓的人群那渴盼的神情，望著那些走不動路也要被人攙扶著而來的老爺爺、老奶奶。我突然悟到雙星的到來對這一片土地意味著什么？那不僅僅是盤活了大批不動產，避免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也不僅僅是可以解決四千多人的就業問題，從而能使一大批老區人民脫貧致富，或者帶動當地其他項目的開發。雙星的到來，給當地的人們帶來了希望，帶來了活力，帶來了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帶來了一個五彩的夢。
以鞋為主 多種經營
在雙星的創業史上，有兩個日子是雙星人不能忘懷的。
第一個日子是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雙星建國以來生產的最后一雙解放牌膠鞋永遠地被送進了陳列室。
第二個日子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這一天對雙星來說意義非同一般。當最后一雙標有“青島貴州路五號制造”的雙星牌運動鞋走下生產線后，青島市貴州路五號這一黃金地段，也正式結束了長達七十六年之久的制鞋歷史。至此，雙星從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實施了十三年的“出城上山下鄉”戰略轉移也宣告完成。
雙星產業一點一點向外轉移的過程，也是“騰籠換鳥”，大舉向第三產業進軍的過程。他們通過利用總部的黃金地段發三產業，很快形成了以鞋業為龍頭，以三產為支柱，鞋業與三產齊頭并進的發展態勢。現在，雙星總部所在地已經變成了雙星三產產業群基地。
汪海對自己這些年來實施多元化的經營戰略的成就頗為得意。他說：
“多元化經營是現代企業集團發展的必然結果。譬如我們做鞋，它是低附加值的加工行業，單一經營有著很大風險。就像一九八三年我們的解放鞋商業局不要了，我們一下子就死在那兒了，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所以說任何一個企業死守著一個產業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只有通過多元化經營，才能達到‘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抗風險能力。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雙星向以鞋為主、多業并舉轉移，這種產業的擴張首先從自己熟悉的運動產品開始。在運動鞋的基礎上，發展了運動裝、運動包、運動襪；開發生產了運動飲料、健身器和運動器械。目前雙星已成為國內生產運動產品品種系列最多的企業。”
實際上，要追溯雙星第三產業的發展歷程，恐怕要回到十幾年前了。早在一九八四年，雙星在企業內部搞產品結構的調整時，就產生了第一批富余人員。對這些人怎么辦？那時候還沒有下崗這一說。汪海就琢磨把原來靠街的廠安全科辦公室搬走，騰出來發展第三產業。當時這一決定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認為企業辦三產是不務正業，很多工人也把下崗干三產看成不是什么正經的活兒，覺得丟人。但是，在那個時候汪海就認準了雙星的希望就在于大張旗鼓地發展第三產業。因此對拒絕搬家的安全科進行了強制性措施，然后破墻開店，成立了一個對社會開放的勞動服務公司。盡管只有十幾個人，但這在當時青島乃至山東的國有企業中辦三產的雙星還是第一家。可以說雙星的發展從那時候起就已經突破了單一制鞋的行業界限，率先闖入了第三產業領域。
汪海是個閑不住的人，只要兩眼睜著，腦子里就不停地轉動著讓企業之樹常青的點子。他經常用韓國鞋業從發展到衰退的過程來教育雙星的員工如何從中汲取教訓。
他講，從國際制鞋業的發展規律看，都是從發達地區向落后地區轉移。雙星主動實施產業大轉移，“騰籠換鳥”發展第三產業，一是借鑒國際上的經驗，汲取了他們的教訓；同時也是被國內鞋業的發展規律所逼迫。沿海城市的經濟發展，已經使雙星在青島市區做鞋子沒有什么優勢，甚至招工都出現了困難。尤其是一些高效益、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的蓬勃興起，更給雙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凡是去過青島的人都知道，雙星集團總部就在市區的西海岸，往前走百米就是海邊風景區，離著名的棧橋也僅有一箭之遙，是青島市的黃金地段。九十年代后，這里的地價一畝地上升到五百萬元，而雙星就占地一百三十畝，如果繼續守在這樣一個寸土寸金的地段上做鞋子賣，那就只會使生產成本逐年上升而越來越無利可圖。
那么，要想擺脫給行業帶來的這種陰影，只有為自己創造戰機，尋求新的經濟啟動點。而這個經濟啟動點，就是發展第三產業。所以，雙星在一個個鞋廠、一條條生產線遷出總部的同時，代之而起的是娛樂城、商場、商住樓、證券公司、康樂城、保齡球城等第三產業的崛起。臨街的廢舊禮堂被改建成青島市西區最大的證券交易中心，原來的舊廠房被改建成豪華高檔的娛樂城，沿海灘涂建起了養殖中心，原來的職工醫院、浴室、法律顧問處等職能部門向社會開放。目前，雙星的第三產業已形成兩大基地，一個是集團總部的雙星城，一個是岙山的度假村，涉及到房地產業、證券業、娛樂業、旅游業、餐飲業、商業等三十多個行業，僅一九九六年，第三產業收入就達到了九億元。
說起自己設計、自己建造的雙星城，汪海好不得意，他說：“任何事情你不去想，不去琢磨，它怎么能變成現實呢？集團總部那條街在青島的西邊，比較偏僻，晚上路燈也暗，過去女孩子下晚班都要讓家里人去接。現在讓我們改造得除了中山路就屬我們那里熱鬧，到晚上滿街都是霓虹燈。”
在我一九九二年去雙星城時，盡管有許多的商業、飲食業，但畢竟還是工業區。而現在去看，那里簡直像阿拉丁的神燈變出來的一片神奇的世界。有拔地而起的現代化商住樓，也有歐洲風格、阿拉伯情調的建筑，更有中國的長城、彩塑彌勒大佛，真是歐亞混合，包羅萬象。不僅是一處很繁華的商業區，而且已經發展成了青島又一旅游區。
汪海有一個觀點：一個地區要叫它興旺發達，就要造市場。
他善于研究人們的心理，研究人們的消費需要。他說：如果在廠區搞三產光弄些桑那浴、不夜城也不行。有很多人他不進桑那浴，也不進不夜城怎么辦？那就利用那一片風景秀麗的地方搞文化市場，修園林，建大佛。他愿意拜拜佛，就讓他拜拜佛；愿意來爬爬假山，就來逛逛園林。
對于雙星的多元化經營，汪海曾講過如下一段頗具辯證觀點的話：“我們雙星三產的發展，首先得益于二產的壯大。雙星鞋業生產規模的擴大，雙星名牌的效應，名廠的信譽和名牌企業職工的素質，成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動力。而三產的發展，又對二產鞋業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加快了鞋業的轉移步伐，使母體產業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全部轉移了出去，大大降低了鞋業的成本，增強了市場競爭力，二者相輔相成。就像兩條腿走路一樣，步調一致，互相協調，從而大大加快了雙星前進的速度。”
或許，雙星成功的奧妙就在其中吧。
紅旗不能倒
成都紅旗橡膠廠廠長鐘定軍，個頭不高，戴著眼鏡，初次相識你決不會想到他是一位企業負責人，而會以為他是某個中學的數學老師。
他最早學機械制造，一九八四年，他當上紅旗廠副廠長，上任沒多久便參加全國統考，進入中國和加拿大合辦的經濟管理學院，兩年學成后又回這個廠繼續當副廠長。十年后，他四十一歲時上任當廠長，廠財務的賬上只有兩千塊錢，而他面對的卻是一千六百多職工要發工資。當時的困境類似于汪海在一九八三年主管橡膠九廠，所不同的是汪海面臨著老產品積壓無處收購；鐘定軍面臨的是偌大的工廠生產什么？紅旗橡膠廠建廠幾十年來沒有創出自己的品牌，現在更沒有經濟實力去創品牌。
一九九六年四月下旬，全國膠鞋協會在泉州開會，作為協會理事的鐘定軍決定去找理事長汪海。雙星與紅旗，雖然一個在青島，一個在成都。但在同行業里，汪海的名字如雷灌耳，尤其是八十年代在敢為天下先的思想指導下第一個能夠下海走向市場，十多年來帶動雙星集團經歷風風雨雨，創出中國人自己的名牌產品。這一切都使得鐘定軍十分地敬佩他。
“小鐘最近怎么樣？”汪海見到他熱情地伸出手。他們相識十幾年，見面格外親熱。
“汪總，您得拉我們小兄弟一把。”站在身高一米八一的汪海面前，小個子的鐘定軍就顯得更加瘦小。
“你是什么小兄弟呀，咱們是爺們關系。”
鐘定軍一聽這話便坦誠相告：“我現在急需要您的支持。”
“怎么支持你？”汪海問。
“任何形式都行，只要對雙星和紅旗廠雙方都有利就可以干。”
汪海想了想說：“你那個成都那么遠，我現在干部又很緊，要不然你小子全家上青島，我給你解決住房和其他問題。”
“汪總，這一點我首先感謝你。不過您也知道，我自一九七六年進紅旗廠，至今已二十年了，我對紅旗廠的職工也有一份感情。如果我到了青島，最多當一個辦事員，就是外出辦事還得到處去問路。而我要是在成都就會比在青島為雙星做出的貢獻更大，因為在成都我上上下下尤其在商界還認識很多朋友，就可以發揮我的關系網。”他進一步采用激將法：“汪總，你不是說要開發大西南嗎，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呀！”
在懇請汪海的幫助前。在鐘定軍的腦子里已經有了一張藍圖。當時紅旗廠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停產；另一條路便是靠上一個有名的品牌，加入到大集團中去，以此解決職工的基本生活問題，有個安定的環境。
鐘定軍曾在中層干部會上這樣講：作為一個虧損的中小企業，不光是業務上，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等綜合素質上我們與大企業都不可比，而且我們是沒有實力來沖上高峰，那么我們就必須借助巨人，靠一棵大樹，用四川的俗話講就是背靠大樹好乘涼。借助于一個大的集團，大的品牌，通過配套，通過帶動，來促進紅旗廠發展。他進而用更形象的比喻說：我們四川人講打架，這個打架是指市場競爭，可我們個子很小打不過別人，那就只有當烈士了。但如果我們打不過對手便從青島請來一個山東大漢來打，那我們就能打贏了。
除此之外，鐘定軍還有一個更深的思考。他認為引進雙星不光是引進了一個產品的生產，更重要的是引進一種新的市場觀念。紅旗廠也是一九五八年建廠的國有企業，以前與雙星的前身——橡膠九廠處于同一地位，為什么現在紅旗的路子越走越窄？他知道雙星的騰飛是在汪海的領導下更新觀點，解放思想，敢為
天下先而實現的。所以引進新的觀念，引進一種新的機制整頓改革，這對紅旗廠來說已是勢在必行。
他對汪海說：“汪總，我說了這么多，不如你去成都看看。”
汪海掐指一算：“這次不行了，日程排得太緊，協會的會議一完，我就得飛往深圳，因為五月一日雙星股票在深圳上市，我要趕去一錘定音；五月二日要飛往海南島去視察橡膠園；五月四日還得到北京去開會。”
鐘定軍磨人的功夫也真到家，“汪總，你再緊也得去一下，哪怕一天我就送你走。”
看到這個小爺們為了拯救工廠的那份懇切之情，汪海心軟了。于是他縮短了海南島的日程，把五月三日這一天擠出來，心甘情愿地被鐘定軍“綁架”到了成都。
實際上，對于四川這片土地，汪海早就情有獨鐘。這個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大盆地，氣候濕潤，人口眾多，交通便利，又是著名的旅游勝地。她西北與陜西、甘肅、青海、西藏毗鄰；東南與貴州、云南相連。從地理和自然條件看，這里是膠鞋、運動鞋最好的市場，而且雙星鞋在大西南也頗受消費者的歡迎。但是從青島到大西南，路途遙遠，一種新產品往往因運輸的問題而喪失了市場的時效性。
企業家對市場的追求是無止境的。早在五年前汪海就有意要在四川聯營建廠，以便在大西南這個市場上實現自產自銷。于是在化工部領導的撮合下，他與重慶一家橡膠廠聯營，簽訂合同之日就給對方撥款三百萬元人民幣，救活了這個即將倒閉的廠子。可是緊接著止面的一紙任命書下來，廠領導換了人，后任廠長拒不執行合同，去打官司吧，也不可能。所以，這一段聯營的傷心事至今還梗在汪海的喉頭，如今又一個四川人向他懇請聯營時，他也不得不三思而行了。
從海南飛到成都，鐘定軍便陪著汪海進廠考察，他有問必答，老老實實地把自己的牌全都亮給了汪海，他們在廠區轉了不到三個小時，汪海就下了決心，干脆地說：“好吧，紅旗不能倒！我們可以先搞兩條線試一試，如果運作得好咱們就合作。”隨后，他提出部分租賃的方案，雙星租賃廠房和兩條生產線，實行雙星管理機制，而其他配套的則進行合作。
雖然有了合作的意向，但這也僅僅是雙方初步確定了戀愛關系，離結婚距離尚遠。在此期間任何一點小事都可以導致雙方關系破裂。第二天一大早，鐘定軍去賓館為汪海送行，一路上他既高興也擔憂，想自己好不容易把汪總拉來走馬觀花一趟，終于說動了汪總，但夜長夢多，誰知道一覺醒來汪總又會是什么想法呢？他忐忑不安地推開房間的門，想不到汪海見到他的第一句話是：“小鐘，你今天晚上到機場接人。”
此刻的鐘定軍如釋重負地笑了，同時他也一下子領悟到雙星成功的奧秘，體會到汪總一諾千金的人品和一經決策便雷厲風行的辦事速度。
四日那天，上午汪海去了北京，晚上，雙星工程技術人員一行七人飛來成都，與鐘定軍一起搞合作方案。
方案中明確了紅旗廠與雙星在租賃及其他多種合作關系中各自所承擔的責權利。雙星一年付租金七十萬元人民幣，租賃下來后的一切均由雙星人自己來管理。數日后，鐘定軍飛往青島，與雙星正式簽訂了合同。
晚上汪海在度假村設宴，鐘定軍帶著紅旗廠的辦公室主任和財務人員前赴宴。汪海又是笑瞇瞇地問：“小鐘怎么樣？”
鐘定軍抱拳連連謝道：“很感謝了，很感謝了。”
“感謝是感謝，但你必須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將我們租賃的廠房全部安裝完畢。行不行？”
鐘定軍倒抽一口冷氣，兩眼在近視鏡片后面瞪大了。租給雙星的那個破廠房，按合同要求黃泥地要鋪水磨石，墻壁也得粉刷，還要安裝各種機器設備。這么大的工程才給一個月的時間那怎么能行呢？望著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臉上，他不再有別的顧慮了，與雙星難得的合作剛開始，他怎么著也要為紅旗爭口氣。他像在發誓般地對汪海說：“沒問題，你看我們的行動吧。”
汪海笑了，又說：“我們要求歸要求，你小子還有什么直管說。”
鐘定軍心想，你讓直說那我也不客氣了。他說：“汪總我現在很惱火呀！”
“怎么？”
“不要說啟動資金了，我現在給職工發工資，都是從個體戶的朋友那里借點錢，買回材料先弄出點產品拿出去賣，想搞大了根本不可能。”
“你的意思是要錢，怎么要？”汪海也直截了當。
“你能不能把這七十萬元租金先預付我，預付的租金利息我出。”鐘定軍的這個要求提得很不理直氣壯，因為合同上寫著雙星的租金是三個月到期一付。而雙方簽字人的字跡未干，他就先變了卦。
汪海聽完哈哈地笑了，不置可否，舉杯說：“來來來，喝酒喝酒！”
大家碰杯喝完酒，桌上出現片刻的尷尬。只聽汪海說：“這樣吧，你小子看來跟我有緣，給你七十萬元，利息不要了。”
“哎呀？不但給錢，而且利息也免了，這種結果連鐘定軍也沒想到。隨即,聽到汪海指示雙星財務，說明天上班就辦，讓鐘廠長這次就把錢帶走。
在今天這個社會里，到處可遇到錦上添花的人，而雪里送炭的人卻是少而又少。第二天一早，當鐘定軍將七十萬元的匯票拿在手里時，那種心情就像一個瀕臨絕境的窮人突然得到一萬元錢的救助金一樣，興奮、感激
回到成都，鐘定軍在全廠中層干部會上講了青島之行的全過程，并進行總動員，大家的情緒也都很激昂。于是，會戰便在成都最熱的七月份拉開了架勢。為了降低施工成本，整個四層大樓的廠房都由廠里的工人們來安裝，酷暑季節，灼熱的機器設備在工人們人拉肩扛的號子聲中從遠處一步一步地拽進廠房。二十八天后，鐘定軍將雙星租賃的八千平米的廠房和設備全部建筑安裝完畢。七月一日，雙星產品試投產。
挺進大西南
一九九七年九月下旬，我和幾位記者朋友應雙星之邀飛往 成都采訪，在機場，看到迎面而來的是副總裁劉樹立，不禁大為 吃驚，將近一年不見，他竟“苗條”得與過去判若兩人。
我急切地問他：“快告訴我，你減肥是怎么成功的？”
他煞有介事地說：“你上次告訴我，看到滿桌的飯菜，剛一舉筷子就馬上動意念：我已經吃過了。這招兒我也用過，可就是不頂用，不但沒節食，反而吃得更多了。”
在他身邊亭亭玉立的妻子韓俊芝說：“他呀！變成這個樣子應該功歸老總，要不是汪總去年把大西南這一重擔壓在他肩上，他的體重別說掉二三十斤，說不定還得胖。”
劉樹立開玩笑道：“馬無夜草不肥，人沒壓力不瘦。看來最好的減肥法就是干活！干活！干活！”
我再看馬愛國、馬愛華、馮嵐等雙星人，他們的面容也都比在青島時“清秀”了許多。為開辟大西南市場，這批雙星的戰將從涼爽的避暑勝地青島，走進成都的夏季酷熱中，他們常常要忍耐四十度的高溫，與機修人員一起進行設備的搬遷、調試工作，僅用了一個多月，就將近三百臺機器和四條成型生產線安裝、調試成功。據說，上了年紀的總工程師戚以敏，為了準確測定硫化缸的升溫速度和前后溫差，不顧高溫，連續七天守在硫化缸前，仔細測試、校正，當他終于摸準了三臺硫化缸的“脾氣”時，臉上才露出幾許欣慰的笑意。女廠長邢藝楓更是女中豪杰，她把年老的母親和上學的孩子拋給丈夫，舍小家、顧大家，為生產線早日投產所付出的辛勤汗水無法計量。
然而，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雙星的到來，猶如給紅旗廠帶來了一股強勁的東南風。但是什么是雙星精神？什么是雙星速度？紅旗廠的職工們或許只有耳聞，要親眼目睹，親身領略，那將面臨著一次痛苦的蛻變。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隨著雙星的生產線進入試投產， 成都雙星鞋業有限責任公司也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籌建而正式 掛牌成立了。隨后，公司領導便著手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加強工藝標準、質量管理培訓教育，將雙星集團的管理模式一套套移植了過來。結果，矛盾沖突來了。雙星嚴格的管理首先讓一些中層干部受不了了。有人開始罵鐘定軍是“賣廠賊”；也有人甩手而去不干了。
鐘定軍后來告訴我說：“雙星來了以后，紅旗廠的職工在一年內因承受不了這種管理方式就離開了二百多人。發生這樣的事，根本的問題還是我們的職工如何轉換舊的觀念。廠里本來是沒救了，對雙星舉雙手歡迎，結果歡迎進來了，發現管得比過去嚴多了。這就必然會發生矛盾。至于有些人發牢騷，罵我是賣廠賊，我認為這事如果打個比方的話，就好像人們掉進了大海里要淹死了，此刻為了活命，只要有一個救生圈，哪怕五千、一萬也愿意租，但等救上來了，就開始議論這個救生圈的租金太高了？應該十塊錢就可以去租一個的！還有的想法是如果不租這個，說不定我們還可以租到一個更好的救生圈呢！這就是人總喜歡事后高明的道理。”
盡管有許多的磕磕碰碰，但成都雙星鞋業公司的領導遵照汪海“無情的紀律，有情的領導”的指示，嚴于律己，言傳身教，深入細致地抓好每一件事，關懷每一個職工。
剛投產時，產品質量比較差，紅旗廠很多員工的操作手法都不對，當質檢人員糾正她們時，她們還振振有詞道：“以前都這么做的，也沒出什么問題，現在你們卡這么嚴不是有意為難我們嗎？”針對這種不滿情緒，質檢人員果斷地停了車，給操作工重新上工藝課，耐心講解雙星名牌質量第一的重要性。這種隨時隨地的培訓和教育逐漸滲透到員工們的意識里，提高著她們的素質。一個月后，同是出于她們之手的產品，其精美程度已經讓人刮目相看了。
十月過后，成都進入氣溫宜人的深秋季節，而雙星的兩條生產線卻依舊熱火朝天，市場對雙星鞋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他們的產品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這正是汪海多年以來對大西南市場企盼的結果。他決定抓住時機再上線，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成果。
一九九七年春節剛過，他便把身邊的營銷大將劉樹立抽調到了成都，把中西南戰區全權交由他負責。
劉樹立，身材高大，不修邊幅，舉手投足看著慢悠悠的，而說話又總是恨不得把肚子里的十句話一起往外吐。在雙星一九八七年大戰柳州展銷會時，他還是位一般業務員，推銷產品也沒有其他人機靈。但他身上所具有的商人基因，不說別人沒發現，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有經商的天分。
后來生意越做越大，他才感悟到遺傳來自他的父親。他告訴我說，解放前他父親從老家農村只身一人闖青島，從挑擔子當腳夫到借朋友的人力車拉人，竟然發展到自己買人力車，繼而開車行，做生意，成了真正的富人。但是父親生性豪爽，為朋友兩肋插刀，當他把一筆巨資借給朋友后，沒想到朋友卻做手腳不認賬，結果害得他又淪落為窮人。但是因果報應很快兌現，兩年后青島解放，劃成分時父親因為窮而定為城市貧民，而那位用不義手段發了橫財的朋友卻成為資本家，不僅受到政府的監督改造，而且終身受到良心的譴責。
父親那種赤手空拳闖天下的品性，在劉樹立的兄弟姐妹中大概只有他繼承了。當雙星進入市場后，作為業務員的他便漸漸嶄露頭角。因為敬業精神和對市場的敏感，使汪海發現他是一個值得投資的真正人才。這個投資便是一次次授權，給他廣闊的空間去開掘自己的潛力，施展自己的才華。同時，也給足他智力和情感上的投資，經常在經營上給予指導、激勵甚至批評敲打。而他也不負所望，八十年代末，與妻子韓俊芝在濟南攜手開辟山東市場，幾年下來，銷售額在雙星的經營公司里名列前茅，一直被集團樹為標桿。一九九五年他被調回總部任副總裁，負責工貿一體這一新的經營機制，從而在企業的宏觀經營管理方面也得到了鍛煉。現在西南市場吃緊，汪海自然也就派劉樹立去掛帥了。
劉樹立走馬上任后，便與鐘定軍聯手，一下子就上了六條生產線，推出了雙星足球專業鞋，雙星網球鞋，解放鞋等一系列適合西南市場的新產品。他們按照汪海“搞名牌覆蓋”的指示，又把合作的范圍再次擴大，實行定點分成，全部收購。
說到他們之間的合作，鐘定軍說：“劉總來后搞工貿一體，雙星租賃的部分是成都公司直接領導的生產廠，我這里是他名牌覆蓋的生產廠。公司給兩個生產廠下訂單。劉總的壓力在于生產出來的產品他必須賣完；我的任務是雙星廠的生產配套，紅旗廠的名牌覆蓋必須完成，完不成劉總就要批我。”
當初，鐘定軍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個頭小，根本無力再上擂臺與對手交戰，只好去請來山東大漢，借雙星之力壯大自己。現在他的目標達到了，說話的底氣也就足了。他說：“雙星來后，我們紅旗廠一下子上了一個臺階，基本上三分之二的人在為雙星干。一九九六年實現產值三千六百萬元，一九九七年一至七月產值已達四千多萬元，預計一九九七年全年將實現產值七千六百萬元。所以我們不僅把以前離開的人又請回來上班，而且還招了一千多打工妹。”
我說：“工廠進入良性循環自然很好，但舊的矛盾解決了，必然會有新的矛盾出現。你現在有沒有什么頭疼的問題？”
鐘定軍說：“最惱火的是我們的專業足球鞋供不應求。像這次武漢公司來要，帶著現錢來的，我們就給了他一個集裝箱。其他如鄭州、濟南都來要，就不能全滿足了，只能照顧關系給一點點。昨天我看到昆明、貴州公司的同志見到老總都在提意見，我們也沒辦法呀，只有開足馬力拼命干。雙星放農忙假時我們都沒有放，一九九七年春節后我們甚至沒有歇過一個雙休日”
望著鐘定軍的自信表情，我想到汪海在他那么困難的時期，能痛快地拍板與他聯營，確實是慧眼識英雄。
第二天，我們驅車進入市區，參加雙星下崗女工專賣店掛牌儀式，成都市副市長也前來祝賀。那些重新就業的川妹子們身穿天藍色的雙星工作服，歡喜的臉色猶如明朗的天空。
成都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商貿中心，市場潛力很大。可在過去沒有一家雙星專賣店，劉樹立來了以后便大膽啟用當地人才，從市場調研到租店經營，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就使雙星專賣店在成都、重慶遍地開花。尤其公開招聘下崗女工進專賣店，既上為國家解憂，下為百姓解愁，也為宣傳雙星，擴大影響做足了文章。
說到今后的打算，劉樹立說：“按照總裁的決策，我們中西南戰區將要建設成包括成都市在內的工貿一體化的產供銷聯合體，并形成成都、重慶、貴州和云南四大經營公司和五百個連鎖店，預計到本世紀末銷售額突破三億元。”
望著他躊躇滿志的樣子，我似乎看到了二十一世紀雙星在大西南的輝煌遠景……
企業家的視野無區域
雙星在大西南建成第四大鞋城及工貿一體化的產供銷聯合體后，又調頭北上，先后和河北張家口、東北等地的國有企業聯營，進行名牌加工和股份制合作。這令人聯想起當年我們黨創建革命根據地時的情景。有朝一日，雙星鞋在全國的產供銷南北連成一片的話，那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呢？
對于一個名不見經傳，曾經瀕臨倒閉的制鞋廠，十幾年來完全靠著自我滾動發展，自我裂變膨脹，成為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制鞋企業。人們在嘖嘖稱道的同時，也紛紛探究它成功的軌跡，有人鐘情于雙星的名牌戰略；有人著眼于雙星的內外市場機制；還有人對雙星嚴格而多元化的管理贊不絕口。而一些經濟界人士則認為雙星之所以能一日千里地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業經營決策者在運作資產中的高超技藝。他們認為：雙星正是通過資產運營，在很短的時間里，以較少的資金優化了企業的產品結構，調整了產業結構，以國有資產吸引、帶動和運營各方資產，從而獲得了高于其他形式的效益，減少了企業在動蕩不安的市場中的風險。
汪海的經營之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取天下之長補己之短，借四海之力振興雙星。他把雙星的發展之路形象地概括為“出城”、“下鄉”和“上山”。這種低調子的表白，雖然給人一種山高路遠的悲壯感，豈不知這六個字里卻蘊含著一個企業家不斷地向外擴張的雄心和實力。
說起視野與作為，他形容道：“政府官員是有區域性的，而企業家卻是無區域的呀！”一個企業家，他面對的是整個世界，他的一切經營決策，除非是想不到，而絕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說一九八四年雙星為開發新產品，把老產品擴散到郊縣鄉鎮企業的做法，是汪海在運營資產上初試牛刀。那么，到雙星的生產廠用幾年的時間全部撤出青島市區的黃金地段，不斷地通過聯營、租賃等多種方式，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把勢力逐漸擴張到山東、江蘇、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市、自治區和華北、東北等，形成了各大戰區產、供、銷一體化的發展態勢，則是汪海在運營資產中以四兩撥千斤的大手筆揮灑的結果。
眾所周知，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不斷地投入，離不開不斷地改造。而高明的企業家，首先要有不斷地促使企業資產獲取最大效益的能力，要有能夠駕馭自己的資產與外界組合，追求一變四、四變八的裂變式發展的能力。
具備這種能力需要有超前的思維，也要有面對機遇能隨機應變，不斷地創造戰機的智慧和勇氣。
一九九七年汪海又躍躍欲試，準備在南非建廠，但因為條件不成熟又放下了。一九九八年他又帶著人馬籌劃著在歐亞兩洲的接合處建廠。
他告訴我：“雙星要擴大海外經營，必須走在國際上有相當優勢的落后地區建廠的路子。一是利用該地的廠房與廉價勞動力建廠或在國內生產大底、幫片等半成品運到國外成型，減少運輸時間，降低運輸費用；二是利用當地國家的優惠政策，避開貿易壁壘，借用當地的人力、物力，靈活經營，并且把產品銷售到周邊國家。”
有人說：一個企業家的心胸有多大，他就能成就多大的事業。
汪海則說：世界有多大，企業家的天地就有多大。
這兩句話，我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