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情結
祁：一九九一年元月，雙星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百名將軍春節茶話會，以企業的名義誠摯地向他們拜年。對此，電視廣播都做了報道。雙星的這一舉動是對老將軍們情有獨鐘呢，還是借此宣傳企業？
汪：宣傳企業是肯定的，但又不單單出于這個目的。一九九一年不知你是否記得，正是美伊海灣戰爭鬧得很厲害的時候，也是人們關注的熱點。由戰爭的爆發我想到了今天還健在的將軍們，想到他們十幾歲上就離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是中國革命的有功之臣，而現在都已進入老年。當時就有一種很迫切的愿望，想趁他們還健在，在春節來臨前請他們在大會堂坐坐，送每人一雙老人健身鞋，表示一下后輩的心意吧。
那次到會的老將軍們光一九五五年授銜的就有六十八位，像陳再道、王平、李德生、陳錫聯、洪學智、耿飚、張震等上將也都冒著嚴寒來了，真讓人感動。在會上，我也以一個老兵的身分向首長們作了匯報。我說：我是一個兵，是軍隊造就了我，軍隊培養了我。雙星今天的成績也是在老將軍、老前輩們的精神鼓舞和帶動下取得的。在戰爭年代，你們靠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靠鐵的紀律和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蔣家王朝，贏得了全國解放。這些傳統和經驗不僅適用于奪取政權，同樣也適用于和平年代的經濟建設。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如戰場，只要掌握和運用好這些經驗，企業就可以在市場競爭中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祁：您出身于軍人，在企業管理中實行的是軍事化管理。而且您也是一再地把企業家與將軍劃等號。我覺得在您內心深處有著很強烈的將軍情結。您承認嗎？
汪：哈哈有人也開玩笑，說“雙星”正好是中將肩上的兩顆星。但實事求是講，我當過兵，打過仗，年輕時候的理想就是要成為一名將軍，但命運卻使我成了“鞋匠”。不管怎么說，企業家等于戰場上的將軍，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祁：現在書市上有很多中外企業家的傳記文學，除了記述他們的奮斗史外，也對企業家的素質、心理做了一些分析，可以說是各有特點。那么，您作為國有企業的企業家，雙星的締造者，對“企業家即將軍”這個概念有著怎樣的體會？
汪：無論是硝煙彌漫的戰場，還是琳瑯滿目的市場，只要處在競爭中，就是雙方制定并推行“總戰略”的人之間在較量，在對抗。而這個戰略主持人在軍隊為將軍，在企業就是企業家。無論是戰場還是市場，誰握有控制力就證明誰是強大的。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對什么是企業家的理解是有誤區的。企業家不是說今天當了廠長，明天一見面就是企業家了。這是極端錯誤的。廠長就是廠長，經理就是經理，但他不一定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的天平在市場。企業家用他企業的文化，他的思想理論、經營理念來駕馭著企業，影響著企業。在他的市場處于低谷時，也能很好地駕馭這個企業，而且能創造性地使企業在低谷困難的時候達到最佳運作，從而得到發展。中國企業由于歷史的原因，進入市場晚，致使目前企業家隊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
祁：您認為中國的企業家應該有怎樣的特質？
汪：我把目前中國的企業家大致歸納為四種類型：
一是產品企業家。靠產品，產品恰好有市場，他正好在當廠長，宏觀調控促成了他。如前幾年的鋼廠，鋼材漲價，連不合格的鋼材都要走后門、才能買到。等房地產不行了，他鋼材也賣不動了，這個企業也就完了。所以他怎么能叫企業家呢？
二是機遇企業家。他上任時恰好老廠長該退下來了，或者國家剛投了一筆錢，上了個項目，市場看好，像家電產品，進口的設備、生產線也快弄齊了，但開工之前老廠長年齡到了，一紙命令下來辦了退休。老廠長干了五年沒當成企業家，而他新上任一年，就得到了這個機遇當上了企業家；
三是關系企業家。靠關系，靠哥們弟兄，把大量的財力、物力和精力都用在拉關系上，通過走官場上的各種關系，來換個企業家的稱號；
四是市場企業家。市場企業家是經過市場這個天平檢驗的，通過市場來認可的。他不光有產品就叫企業家，還必須有思想有理論才叫企業家。既然有理論思想，他到最后就是政治家。
所以說企業家不光與將軍劃等號；企業家還必然要和政治家劃等號。在國外，不管大企業家小企業家其歸宿必然是進入政界。因為他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必然能操縱某個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就竟爭當選為議員，再競爭當市長、州長。這就叫財權政治，財權政治就是企業家政治。
祁：記得在八十年代初，您曾經提出了優秀企業家的八條標準：如：政治家敏銳的頭腦；哲學家的思維；軍事家統領全局的謀略；詩人的浪漫風情；實干家鍥而不舍的苦干精神；外交家的翩翩風度；鼓動家的激情與演說才干；冒險家的膽識與創新勇氣。我認為這些素質的培養很不容易。有人曾經作過分析，認為現代的教育制度在企業家或是將軍人才面前顯得無能為力。這就更加重了這兩類人才的稀缺性。因為學校可以規模生產出科技人才或者參謀人才，而企業家或者將軍人才的培養不僅不能形成規模，而且也難以僅僅依靠學校來培養和造就。因為，他們的“謀”與“識”等方面的才能或許通過教育、學習可以獲得，但是“勇”和“膽”以及“直覺”卻是根本就不可能培養出來的。所以有人分析說，目前在國家的經濟建設中，最為缺乏的人才，恐怕就是真正的企業家了。
汪：說得沒錯。真正的企業家，即成功的企業家，他們決不是從大學校園里培養出來的，而是在市場經濟的大風大浪中闖出來的，就好像將軍是從戰場上的槍林彈雨中沖殺出來的一樣。
智慧的悟性
祁：據說國外做過這樣的統計：假如每年新開辦一百家企業，第一年真正成功的只有四家，到了第二年還存活的只有兩家。可見，成功的企業家，除了天時地利人和以外，企業家自身所具備的素質特別重要。就拿“直覺”來說，有時候它就像是一種“神秘的預感”，這種預感往往能很快對經營和管理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找出正確的答案來。而有些人因為缺少直覺，就得花許多時間去分析、討論才能理出一點頭緒，有時說不定還會錯誤地判斷了形勢。所以說，“直覺”是一種天賦，拿破侖稱它為“天意的火花”。對此，您怎么看？
汪：這幾年來我也總是在想人生，有些問題不可思議，又解釋不清。往往在全身心放松入靜的時候，一些事情，“啪”地就領悟了。有時好像是無意識的，但又覺得是受一種什么東西的支配。像我到國外，不懂外文，但又喜歡到處跑，有時還愛步行，或者坐人家的公共汽車，為的是想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市場行情。說起來你可能不相信，我從來沒有迷過路，該怎么走，好像就有一種感覺在引導。在企業的決策和管理中，這種感覺也使我對一些事情具有很快的決斷力。像新產品開發，腦子里突然一閃念，產生出一個點子，把搞開發的同志叫來，讓他們開發一種什么樣的品種。他僻照我的思路去設計、生產、投向市場，結果效果還真不錯。還有，就是一九八四年，企業正在困境中，看到一個工人在做小小的鞋盒外加工，使我頓悟到趕快把老產品擴散出去，于是在全國第一個搞起了國營企業的橫向聯合。到西北去考察市場，人家一句“香蕉酒廠”的誤會，又讓我腦子里閃現出必須要提高企業的知名度，于是便有了國有企業第一個以企業的名義召開新聞發布會的舉動。就是這種突發的靈感，使雙星在創業階段干了許多在青島或者說在全國同行業中的“第一個”。
祁：在岙山塑民族英雄的群像。我聽說也是來自您的一次神秘的靈感，是這樣嗎？
汪：哈哈岙山度假村修建好后，我一直琢磨著在那里搞一些文化景觀，但搞什么好呢？眾說紛紜。前年冬天我到外地考察，有天晚上，我獨自坐在房間里練氣功，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站在我面前，但我看不到他的臉。耳邊有個聲音說：塑岳飛。話音很清楚。我一下子清醒了過來，覺得這個似夢非夢的現象很奇怪，細一想，塑造歷史上抵抗外敵的英雄是最好不過的了。便立即決定在岙山塑岳飛和其他民族英雄的群體塑像。
祁：這是神諭，還是一種下意識的思維？
汪：說不清楚。應該是第六感覺吧。現在看來塑民族英雄的群像是對的。岳飛、戚繼光、林則徐、楊靖宇這四位中國民族英雄，他們的精神和民族氣節無論在什么時代都是值得崇尚的。尤其在市場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當各國都以經濟方式向我們進攻挑戰的時候，就更需要我們發揚民族精神。現在岙山不僅是雙星員工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而且原化工部也把它命名為部里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了。
祁：我看到您在度假村里建有四個涼亭，造型和材料各不相同，據說您把它們分別命名為四個時代，是哪四個時代？
汪：噢那個茅草棚樣子的是原始社會；木質結構的是奴隸社會；青磚紅瓦的是封建社會；望海樓是現代社會。怎么樣？我們在小小的建筑上都要體現出人類文明史的發展標志，讓人一目了然。另外，那個游泳池邊的巨大的海螺殼你注意沒有？
祁：我知道。那不是個水上游樂設施嗎？
汪：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它是我們雙星人崇尚的“蝸牛精神”。
祁：為什么要崇尚蝸牛？蝸牛總是背著它沉重的殼爬行，多累呀！
汪：你說它背著沉重的殼，哪個國有企業不是背著沉重的包袱呢？我之所以贊賞蝸牛，在于它雖然爬得很慢，每小時只能爬出幾米，但它卻鍥而不舍。別人休息的時候，它不休息，仍然,刻不停地爬，最終爬上樹梢。雙星的成功就是靠了這種“蝸牛精神”，持之以恒，無論遇到什么狂風險浪，都會向著目標前進。另外，蝸牛的外殼硬，但內部卻有一個寬松的環境，雙星也一樣，在市場競爭中內部機制是非常活躍的。
祁：我看到集團大門口的那兩個大石獅子，一個獅子的腳上還穿著一只雙星旅游鞋。這也挺有意思的。
汪：這就是反思維。獅子穿鞋我是動了腦子的。就那么兩個獅子，自古以來都是那個樣子，假如不變個樣子，誰也不會當回事。但要變個什么樣子呢？我那個地方有三趟公共汽車路過，又是海邊風景區，獅子剛穿上鞋時，人們看到后就特別好奇，說：咦！雙星獅子還穿雙星鞋呢！回去以后就議論，議論了就傳。這本身就達到了廣告宣傳的作用了。
祁：我發現您的形象思維和聯想力比較發達。
汪：無論是形象思維也好，還是直覺、第六感覺也好，它再玄乎也離不開現實生活這個基礎。我認為直覺是一個人知識經驗以及思想意識，包括下意識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只要勤于觀察，善于思索，發揮想象力也可以達到某種預測。就像鞋文化表演，我也是被邀請去觀摩時裝表演，才突發奇想：服裝能搞模特表演，鞋為什么就不能搞鞋文化表演呢？就這樣，全國第一支鞋文化表演隊又在雙星誕生了。而且跑到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鞋業博覽會上大出風頭，擴大了企業的影響力，為中華民族爭了光。所以說靈感，也就是創造力，實際上就是把頭腦中那些平時被認為毫無關系的信息連接、聯系起來的能力。有時候這種信息之間好像并無關聯，但把它們聯系起來的設想卻往往很新奇。
祁：可見，企業家的聯想力和對市場變化有靈敏的反映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首歌叫《跟著感覺走》，對于企業家來說，這種感覺往往是素質、知識、遠見的綜合體現。
汪：所以我說企業家的腦子應該時時處于超微機的運轉之中，否則就不能靈敏捕捉到市場的變化。
人啊，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他的聰明才智也在起著變化，有些道理通過自己去悟，是完全可以悟出來的。有些事在別人眼里不算個什么，而我一看，就會做出一篇很大的文章來。雙星每到一個歷史時期，我都要提出一個新的問題，而大家一聽都恍然大悟，認為我提得很及時，覺得雙星到了這個時候就應該抓這件事了。因此雙星到一個時期該上什么項目，該用什么樣的理論來指導生產與經營，總是不靜止、不停留。這種感悟的能力按我們黨的話說應該是自己總結、提煉出來的；按佛家講就是悟性。無論是總結提煉，還是悟性，如果你不去真正進入這個角色，不對你所從事的事業入迷，那你也不會悟出什么來；你腦子里不天天想這個事，必然也不能悟出什么道理來。所以說，成功的企業家是在他理論的基礎上不斷地完善提高，在他的整個知識結構上不斷地去補充，不斷地去探討，去悟，去反向思維，才會有靈感，才會有所謂的“天意的火花”。
祁：我還發現您的一個特點，在您的數字里最常出現的數字是“三”和“九”。譬如您的電話結尾數是九，車牌號后面一連兩個九，雙星的廠慶日是九月九日，雙星管理法也是“九九管理法”。其次是“三”。譬如雙星發展十八條，每一條都包涵三個內容。如：市場經濟三規律、三原則、三法寶、三根本市場競爭三前提、三武器等等。一共十八條，二九一十八，歸納起來又是兩個九。還有“九九管理法”中第一個“九”是“三環”、“三輪”、“三原則”；第二個“九”則是“三分”、“三聯”、“三開發”。這是為什么？有什么玄機嗎？
汪：我對“三”和“九”這兩個數字是十分偏愛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有九霄，地有九州。在古人眼里“九”是天地最大數，象征著世界的一種秩序。
祁：美國研究世界神話的大師坎伯認為：“九”是代表圣靈的力量降落到這個世界的數字。非常吉祥。
汪：也可能。再一點，“九”不到“十”，也可說是永不滿足。而“三”這個數呢？我認為“二”就是陰陽。二元對立，加一成三，形成一種平衡。同時“三”又代表新生。正如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所以“三”和“九”這兩個數字我比較偏愛，經常用，也希望它們能給雙星帶來好運。
祁：您覺得您所偏愛的這兩個數字給雙星帶來好運了嗎？
汪：我一向認為做任何事都是：三分運氣七分搏。你如果不去拼搏，哪里會有什么好運呢？天下從來沒有白送的午餐。
反思維才能創新
祁：您在企業里總在倡導一種反思維。這反思維是否意味著叛逆精神？
汪：有叛逆精神的成分，但準確地來說是創新精神。尤其是企業家，他必須是一個反思維的人。因為真正的企業家都具有一種永不停止的經濟沖動，這個沖動就是圍繞著市場而不斷地進取。那么，想別人沒有想過的事，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就成了企業家個性中很重要的品質。
這種品質甚至表現在生活習慣中，總是不愿意跟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比方說跳舞，對我來講快幾步、慢幾步費什么事？但一按那正規的跳，我就很別扭。我學過太極拳，打著打著我就弄了一套自己的打法；跟別人學氣功，做著做著又成了汪海功了。
我覺得我們比較缺乏反思維的人。大多數人遇事都習慣采取鸚鵡學舌的方法，對于一個問題你說一遍，我也說一遍，土話說順著桿子溜棍子。做事也是因循守舊，滿足于一成不變。這就很難有所創造啊！試想，假如中國不是鄧小平出來搞一個改革開放，還按原來計劃經濟的那一套，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雙星的成功也可以說就是反思維的成功。為什么？“敢為天下先”。如果沒有反思維能“敢為天下先”嗎？敢于從另一個方面去看問題，從另一個方面去加深理解，去推論、去斷定事物，才能創造出奇跡。一個企業的發展壯大，它不是三年兩年，也不是一陣風，而是經歷了十多年的風浪，這條成功的路就是在不斷地用反思維的精神，用新的理論、新的思維為自己不斷制定新的起點去前進。如果順著一條老路直走，那路就會越走越窄，直到你走不下去了。所以我們每前進一步，每到一個歷史階段，都要坐下來去回顧、去反思，看到不足的一面。在這些問題上雙星確實和別人不一樣。譬如，我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進入市場，那個時候就是反思維。因為國有企業幾十年是不講市場的。后來我們又提出全員轉向市場，又提出內部市場，外部市場。企業內部是競爭市場，企業外部是產品競爭市場，這兩個市場必須接軌，但又都是有競爭又有淘汰。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雙星職工醫院原來是虧損的，藥費每年以百分之三四十在增長，集團每年要拿出二三百萬元來支付醫藥費和醫生護士的工資，可是通過醫院自身的改革后現在賺錢了。退休的人越來越多，達到兩千多人。看病的職工也越來越多，但他自身醫藥費不但沒增加，反而在減少。過去醫院的員工靠集團給他發工資，發獎金，現在自己掙工資，掙獎金。對于職工醫院搞改革，在雙星領導層中斗爭就非常激烈。
祁：這是什么時候的事？
汪：已經三四年了。有的人認為企業就應該給醫院撥錢，但這是個無底洞呀！我們的人到外面看病，你就得給人家錢。我們一個職工在外面的醫院住了三個月，人家一筆就劃過去二十萬元。還有一人是住了一個月交了八萬元，只要在外面住院一花就是三四萬，人家拼命要錢，真是掙來點錢都交給醫院了。
這樣下去怎么行呢？那么，職工醫院能不能改革？這也是個非常大的反思維。因為人們幾十年來習慣了，覺得職工醫院就是吃皇糧，吃大鍋飯的，企業就應該養著的。大夫就應該小病開處方，大病送出去，不思進取混日子。我提出醫院能不能進市場，能不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醫院也應該深化改革啊。抓了兩年多，醫院職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病人們的藥費反而下降了。治療服務態度好，治療水平高，送出去的病號少了，甚至連一些住在外面的病人也被接了回來，個別被大醫院判了死刑的人也給救活了。雙星的這一改革方法，恐怕在全國企業職工醫院里是少有的。
醫院里的大夫都是大學畢業的專業人才，一百二十多人。我還讓他們面向社會。一般企業是不準員工在外面看病的，但是因為我們醫院的服務態度好，收費合理，慢慢地成了青島市一些企事業單位的指定看病醫院。像青島海關，他就指定員工看病到雙星醫院。本來文件規定在企業醫院看病是不能報銷的，由于市場原則，一些企事業單位也在選擇，人家藥費要十元，我們才要五元。我們能治好病，要錢又少，為什么不來這里看呢？
祁：你這里是不是還有診治疑難病的專家？
汪：對。我們的院長秦豐富，她能治脈管炎。中央電視臺專門做過報道。她用自己的祖傳秘方治病，一年掙一百多萬元，她個人才提成十五萬，其余都拿來補貼醫院職工。作為院長，她在雙星醫院的改革中敢于主持公道，不合理的醫藥費就是不給報銷，替企業把住財務關，因此也受到一些人的謾罵和威脅。很不容易。
所以說沖破了舊的東西，摒除了過去長年吃皇糧的歷史，把醫院推向市場，這樣就把積極性整個帶動起來了。現在大家獎金高了，精神面貌也變了，這有什么不好呢？我說醫院怎么不能走市場呢？路是人走出來的，當大家都不向前走時，你前進了你就會成功。現在雙星醫院也在青島市小有名氣了，成了先進單位。因為別人都在等，而我們創造條件自己向前走，自己創造市場。
再譬如，招工問題。我們是青島市第一家到外面招收農民合同工的企業。八十年代，年輕人都去考家用電器這些好的企業，最后這里那里都挑不上了，這才到我們的企業來。有的人甚至沒有工作也不愿意來做鞋。而我們是什么人都要，也還招不夠。于是，我們打破了招工制度，第一個到外面去招來農民。哎呀！這一下市里也找我，勞動局也批我，因為當時市里的企業是不允許到外面招工的啊。他們指責我，說青島市那么多待業青年你為什么不招？我跟勞動局局長開玩笑，我說局長，你查查，我們青島市哪一個市級干部、局級干部、處級干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這個廠來上班？我們也是在市區中心啊。你們誰送來了？我說你不要盡說好聽的，我招不夠工人不到外面去拉怎么辦？當時我是偷偷摸摸上外面拉工人，后來那些罵我搞亂了勞動制度的人，現在也都去招農民合同工了。
祁：現在全國有不少國有企業面臨停產，工人大批下崗，雙星卻在各地專門招收下崗工人，給他們以就業機會。這也可以說是反著來的。
汪：這幾年來，由于改革不斷深入，從國家到每個企業都面臨著調整。雙星也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那就是通過實施名牌戰略，大力發展三產，尤其是近兩年來大建連鎖店，不僅解決了企業內部職工的轉崗問題，而且幫助社會解決了部分職工的再就業問題。
祁：我看到雙星在成都、濟南等地專門聘用下崗工人搞專賣店，引起政府和媒體的關注，被稱為是上替國家分憂，下為百姓解愁的利國利企的舉措。
汪：聘用下崗工人從去年就開始了，而且是分期分批地在不斷地招聘，有些因為工作出色，已經被任命為連鎖店經理。像濟南玉函路“雙星連鎖店”的經理，說起自己的經歷直掉眼淚，她說正當走投無路的時候，是雙星為她們敞開了大門，能到雙星名牌大公司工作，是她們的光榮，一定要珍惜這難得的機遇，努力工作，把雙星當作自己的家。
祁：我能理解她們的心情，一旦下崗，收入沒有了，自尊也受到打擊。現在進了雙星，不但生活有了保障，而且才干還得到發揮，這對她們的人生來說真是“否極泰來”。對雙星來說，各地辦起了下崗工人連鎖店，也是企業發揮名牌效應，加大市場開拓力度的一個好時機。
汪：對。我們還和中國婦聯一起搞了一個下崗女工“百城、千店、萬人”工程……
“四不像”就是優化組合
祁：您在岙山頂上建了一座塔，包括在市區建的雙星城，都被稱為“四不像”，而且您對這“四不像”的提法似乎還很得意。請您談談您搞這些“四不像”的初衷？
汪：我們的雙星塔、雙星城，都是中外結合的建筑，看著好看，但又不完全一樣。是優勢雜交。
祁：一般人們所說的“四不像”都與“不倫不類”這個詞相提并論。帶有貶意。
汪：“四不像”不應該是“不倫不類”。而是一個企業家必須具備的極強的綜合素質，也就是對行業內外，國內國際各方面因素綜合分析判斷以后再有所創新。可以這么說，“四不像”就是綜合藝術，是創造的結晶。你看地球上發現了不少恐龍的化石，可從來沒有發現過中國人所推崇的那種龍。那么，中國的龍是什么？
祁：龍的造型實際上是牛頭馬面、鹿角蛇身、雞爪魚尾的組合體。
汪：你能說中國的龍是不倫不類嗎？不能。因為這個組合體是中國幾千年來小農經濟社會豐衣足食，國泰民安的社會理想的化身。是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物。你說是不是這么回事？
祁：是的。龍，確實是把農業經濟中所有美好的和人們最需要的動物組合在了一起。但這畢竟是一種象征物。
汪：你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思想意識。是中國人的一種優勢互補的哲學。只不過用龍來形象化罷了。所謂優勢互補的哲學，就是把各方面的優勢集中起來，使其產生一種合力。其實技術革新與發明創造也是根據事物的相似性而進行的組合。譬如坦克，這個現代武器就是對汽車、拖拉機、大炮、槍械的組合。
祁：確實是這樣的。可見誰掌握了組合的哲學，誰就有了創造的法寶。
汪：你仔細看過我們的雙星塔嗎？
祁：看過，比較獨特。可以說是典型的“四不像”。
汪：對。如果它豎在雙星山上，與中國其他的古塔一個樣，沒有任何變化，沒有創新的話，肯定引不起人們的注意。所以在設計它的時候，我是動了腦子的。現在它的第一層飛檐翹角，是中國傳統的建筑風格；第二層則鑲嵌了一圈雙星的標志。因為是雙星塔，首先就得體現雙星的特色；第三層是長城的造型，這是我們民族的象征；第四層是大鵬展翅；而最上頭則是個金色皇冠。這五個層次代表著五個方面的含義，既體現出中國人民自強不息的精神，又喻示著中華民族和雙星要像大鵬鳥一樣展翅飛翔，雙星要在市場上昂揚奮進，在市場上勇奪冠軍。
祁：雙星提出的市場經濟三法寶：繼承傳統優秀的；借鑒外來先進的；創造自己特色的。就是一種組合的哲學。
汪：對呀。繼承、借鑒、吸收、融化，通過這種優勢雜交產生出自己新的東西。我們的發展策略歷來就是：取千家之長補己之短；借四海之力振興雙星。因而我們在企業改革、經營決策等方面都比別人先走一步，成為同行業的排頭兵。此外，組合也意味著巨大的包容。就說雙星現在的體制，名義上是國有企業，但內部卻是多種體制并存，什么股份制、租賃制、國有民營，還有個體戶，真是五花八門，你只要不背離大原則，只要有利于提高效率效益、有利于順應民心民意、有利于激發積極因素。都可以為我所用，都可以存在。
再譬如，在企業管理中引進中國三大文化中優秀的東西，尤其是把佛教文化用在企業管理上，就是組合。我覺得檢驗企業的標準就是一條，就看你能不能把你的企業搞好，把你的產品質量搞好，把你的人凝聚在一塊，把你職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除此之外，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可以探討的。
祁：聽您剛才的一席話，我領悟到人不光要有優化組合的思維方式，還必須有一種轉化，就是將理論與實踐如何優勢雜交的技巧。這種轉化技巧，不是知識積累，而是一種能力，是智慧的結晶。就說雙星把佛教文化用在企業管理這件事，這里面就存在一個把佛教的思想如何轉化為現代企業里的職工能接受的倫理。
汪：對。佛教博大精深，有很多道德和人生修養的學問，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倫理方面的理論資源。這里的關鍵是轉化，需要從“底線倫理”出發，使其成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一種規范。例如，我們提出的：“干好產品質量就是最大的積德行善。”就是把佛教思想轉化為行業最基本的道德規范。
祁：深入淺出。
汪：“底線”是一種比喻，一是說這里所講的“倫理”是人生最基本的道德，是一種人們行為的最起碼的界限，人不能夠完全為所欲為，而是總要有所不為。第二，“底線倫理”具有“普遍”的含義，它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達到所有人的共識，并對所有人都是同等要求。所以它是人們最起碼的道德規范，最容易讓人們接受。
自信與自我推銷
祁：您曾經說過，一個企業家應該是個能推銷自己的人。您所說的推銷，大概不僅僅是指自我宣傳吧？
汪：當然。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要表演一下，用各種形式來表演他的價值、存在的意義。這很正常。只是每個人的方式不一樣，表演的方式也不一樣。過去人們把它理解為宣傳自己，沽名釣譽，俗話講吹自己。我不贊成。當然，我所說的推銷自我和社會上那些自我吹噓，買空賣空是兩個概念。為了事業來推銷自我與為了私利去胡吹亂捧，招搖撞騙是完完全全兩回事。
祁：記得蔣子龍在采訪您時問道：“一九八七年企業在國內剛立住腳，你就敢獨家往國外打產品，當時您有把握嗎？”您回答說：“有把握。我的第六感覺告訴我一定能成功。”我覺得那個時候雙星往美國打產品，所謂的把握，更多的是一種自信心吧？
汪：是民族精神，是不畏強大的自信心。我給你說過，實際上當時我們的產品無論從質量、款式或技術方面和人家的沒法比。但我敢走出去與他們競爭。只有敢去競爭，你才能贏得競爭。
祁：你到美國、新加坡等國家召開的那些新聞發布會的發言，聽起來確實很自信，覺得世界就在您的腳下。
汪：到那種場合，就得推銷自己。推銷自我就是讓對方了解你，來增強對方對你的信任感。這一點不管是政治家、企業家、作家、藝術家，一切行業，凡成功者都具備自信和善于推銷自己的能力。
我為什么總要利用一切場合，一切機會推銷自我，推銷雙星？因為通過十多年來參與中國以及國際市場的競爭，我總是想著我們中華民族應該以什么樣的姿態在世界的商海當中立于不敗之地。中國富強了，這是我最大的抱負。所以說我才產生這種想法。我就看不慣有些人在外國人面前低三下四，畢恭畢敬的奴才像。我們不是不尊重外國人，但不能把他們看得比我們高大，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來長自己的志氣。都是一樣的人，要看到他們好的地方，也要看到他們不好的地方。美國記者戴維到雙星采訪，我問他把我們三個半小時的談話能不能原文刊登，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他們的國家也不是言論自由啊。我和他開玩笑，我說你這么瘦，就是操心太大，實際上這是個貶義詞，你外國人操我們的心干啥。我說你看我為什么這么胖，身體這么健康，就是不像你操那么大心。
祁：他是美國什么報社的？
汪：是華爾街日報駐東南亞記者部的主任。我在美國新聞發布會上曾說雙星的生產規模、管理和產品質量是世界第一流的，他就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我給他講我是個鞋匠，你要問我有關鞋的事，我可以給你回答。我反復說了兩次，他光笑。他沒有提鞋，而是提了很多國家宏觀上的事，國營大中型企業的事，我們企業的情況。我就自己的看法都給他講了。他參觀了雙星的廠子，我問他怎么樣？他說你什么時候股票在紐約上市，我買你的股票。我說好了，歡迎你做我的股民。
在談話中我給他講了幾個笑話。我說你看我在假山的洞里接待你，因為你是貴客，在這優雅的環境里，在洞中接待你讓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知道不知道，《西游記》里齊天大圣就有個花果山水簾洞，我們共產黨也是從延安窯洞發展壯大起來的。我說搞這個假山也是當時我們企業不好，受市場的制約，鞋堆積如山；第二個是美化環境，心靈美和環境美才能搞出更美的鞋來。
我要把我的工廠搞得像江南的園林。他問我為什么在假山上還養猴子，我說這就是中國的企業家，我這個地方是專門用來接待外商談判的。因為是出口廠嘛，有時候因為價格問題、品質問題，雙方經常爭得臉紅脖子粗。當大家談不下去的時候，就走出來逗逗猴子，使得緊張情緒緩和，進去再談判，由于緩和了氣氛，促使談判的成功，增進了友誼。把低級動物用在市場上的第一人，可能就是汪海了。我說你美國企業家有沒有？他笑笑說沒有。
市場政治
祁：有一個問題我不明白。您曾在幾年前提出了市場政治的觀點。請問汪總，市場政治這一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與我們過去提倡的政治有什么不同？
汪：今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里，雙星提出市場政治這一觀點，其核心內容就是鄧小平所提出的改革開放，解放思想這個理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應該看到十多年來，雙星進入市場，首先是思想上進入了市場，超前的思想在實踐中形成超前的理論，然后來指導事業的發展才取得了成功。這種思想、理論、哲學觀點和方法應該說就是雙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治。假如沒有好的思想理論，事業就沒有方向，就不但不會成功甚至可能慘敗。
祁：請您具體談談雙星在市場政治的旗幟下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現在哪幾個方面？
汪：首先，就是我剛才講的以超前的思想進入了市場，并形成超前的理論來指導事業的發展，在外部環境特別惡劣的條件下，雙星集團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我們結合自己的產品情況，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創造出了一套自己的管理理論和“九九管理法”，并提出了市場政治，提出了創名牌是最好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提出了“四不像”發展理論；提出以“喜新厭舊”的新觀點來引導產品更新換代的革命，等等。回顧十多年來，我們雙星進行的這場轟轟烈烈的經濟革命，相繼進行了九個方面的二次革命，九個方面的戰略大轉移，基本上沒有大的失誤，就是因為我們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提出了符合雙星實際的理論來做指導。我們不否認各級政府和領導、各界朋友對雙星事業的支持，但實事求是地講，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是第一位的。這就是說，雙星的自我奮斗、認真探索、努力拼搏是主要的，是決定性的。我們的理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是經受了實踐檢驗的。
第二，雙星人創造性地運用了商戰這個動力，培養了雙星精神；創造了雙星事業；塑造了雙星人。具體來講就是創名牌，塑造雙星人的形象。這種精神可歸納為三氣：志氣、士氣和勇氣。我們一九九六年的大調整、大搬遷是有史以來范圍最廣、難度最大的一次，但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產量不但沒減，還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五。整個過程沒有一個單位講條件，沒有一個單位提困難，這不就是靠了一種精神嗎？不就是靠了志氣、士氣和勇氣嗎？做人做事就需要這樣一種精神，沒有精神就沒有支柱，沒有精神就沒有一切。
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這個舞臺上能經得起考驗并取得了成功的企業家，他首先應是政治家，或者是軍事家。誰敢于拼搏，誰敢于競爭，敢于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誰才可能會成功。應該看到市場上的競爭與拼搏是一場不動槍炮的激烈戰爭，是人才的較量、謀略的較量、智慧的較量，是政治的較量。
第三，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最大的政治就是創名牌，我們選擇了把創名牌作為政治工作的目標，創造性地把政治工作運用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雙星人在理論與實踐上的一大貢獻。這些年來，我們始終把創名牌作為集團工作的中心，是全部工作的綱。一切工作都要圍繞雙星這個名牌去進行，為雙星名牌去拼，去創，去付出，去奉獻。創名牌就是愛國家，愛民族，愛企業。鞏固和發展名牌能促進國家富強，企業興旺，個人致富。
如果把市場與政治、與雙星的關系簡要總結的話，我認為就是六句話：市場越活躍，政治越重要；市場要成功，政治要先行；集團要發展，政治要領先。
祁：為什么這樣說呢？
汪：很多人認為市場不需要政治，政治是精神的東西，市場是物質的東西，是經濟的問題。這種錯誤觀點害了很多人。其實，市場越活躍，越需要務實的政治理論，靈活的政治工作。假如我們沒有正確的思想、理論在市場上做指導，沒有正確的政治工作作風做先導，也就不能創造性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
祁：我現在比較了解您所提出的市場政治這一概念了，其內涵可以說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就是市場政治。在這一旗幟下，打破禁錮我們思想的精神枷鎖，走向開明與務實；沖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汪：對。
祁：可是，我覺得雙星所謂的市場政治，一個很大的內容好像是講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汪：這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創造性地把政治工作具體化，把政治工作和具體人、具體事聯系在一起。政治思想工作不僅是談心、談話、做報告、念文件、開會，這是過去的工作方法。在五六十年代人們的思想普遍較為單純的時候，這些方法是可以的。但到了經濟突飛猛進，社會飛速發展的今天，政治工作也應該更新，內容也應更為豐富。
在一九八四年底，我講企業精神時，其中一項是興利，這就引起了許多人的不理解。在那個還只講奉獻、只講精神的年代里，講“錢”、講興利，都是共產黨人的禁區。把政治神圣化、教條化。這種不切實際的空喊政治，也就使政治工作越來越枯燥，越來越空洞，越來越被人們所厭煩。現在人們的觀念在更新，興利是很正常的事，但當時提出“興利”，輿論的斗爭還是相當激烈的，在集團內也曾展開了大討論。
祁：您提出：用妊錢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工作。這個“錢”是怎么個用法呢？
汪：在市場經濟當中，怎么把你手中的錢用得好，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同時又用錢把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企業做貢獻。這是國有企業要探討的問題。以往，政治、經濟要解決兩張皮的現象喊了很多年，到現在也沒有很好地得以解決，而我們雙星卻完滿地解決了。從最早開展的“三個百”競賽到“三名”競賽、“成本在我身邊”的競賽、“刀下留錢”的競賽等等，以及以資金為中心的，以降低六大費用為重點的深層次的管理，三個知名度的大討論，都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質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有機融合。
雙星的發展，是靠過硬的產品，靠良好的經營策略向商業要效益。所以說政治工作也需要經濟做保證，再講奉獻的雙星人也需要錢。一九九二年我又提出雙星人要“靠勤勞，靠努力、靠拼搏”先富起來，這也是把精神與物質結合好，平衡好，運用好。我們的拼搏是為了雙星，也是為了自己。企業要發展，國家能受益，個人也要有所得。
幾年前在中宣部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講，我說貨幣是商品的一般等價物，它雖不能代表人格，但其在社會上流通，沒有它人就沒法生存。你去吃飯，少一塊錢就吃不上。所以說企業在用錢方面是很有學問可研究的。結果我的觀點在那個會上引起人們非常激烈的爭論，有人說，用好錢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工作。這個提法提得好，哪個單位把錢用得好，哪個單位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就都好。我們還要求領導干部要研究員工們的心理，掌握好平衡心理的原則，在工資獎金、個人待遇、職務升遷、工作分配、日常事務等方面都要細心地了解每個員工心理，妥善地給予解決，把政治工作做得恰到好處。
另外，市場政治也是民主政治。我們的職工民主管理委員會從一九八三年開始就參與管理，參與政治，職工代表對領導層、企業內部的具體人、具體事進行面對面的實事求是的講評，這是企業政治工作的典范。
我們還提出管理也是政治，要在實際工作中管理人、教育人、解放人。我們提倡的有情的領導是政治，無情的紀律更是政治。我們提倡政治工作要深化、細化，敢于抓具體人、具體事，這是政治工作具體化成功的一個表現，是更重要的、更過硬的政治工作，也是檢驗真領導、假領導；真進入市場、假進入市場的標準；是真成功，還是假成功的試金石。
要說雙星的市場政治，雙星人高尚的思想境界，我認為有六句話可以最形象地去體現。
祁：哪六句話？
汪：客觀地想，科學地創，認真地做，務實地干，愉快地過，瀟灑地活。
祁：十分精彩。
汪：所以說，一個企業家不僅是戰場上的將軍，還應該是一個有自己的理論的政治家，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國的政治，很難在市場上取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