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爭議的人
祁：很多人到雙星來采訪，尤其是認識了您以后，都對您有一個強烈的印象，覺得您的性格和在市場上拼殺的勇氣，與美國在二次大戰中歐洲戰場上的巴頓將軍有很多相似之處。您覺得像嗎？
汪：巴頓是一位了不起的戰將。無論是市場還是戰場，只要是戰將，他們的性格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希望中國的企業界能多有幾個巴頓才好。
祁：作為改革開放后國家評選的第一屆企業家，與您同時的馬勝利、于志安等人現在都處于另外一種境遇了。而人們都稱您為碩果僅存。回想這十多年來走過的路，作為企業家您最欣賞自己的是什么？
汪：堅韌不拔的毅力。在體制轉軌的十幾年中，企業要推行改革，勢必要伴隨著組織制度的變化、人員的調整，以及側重點轉移等等觸及既得利益者的措施，這時你也勢必會面臨極大的來自企業內部的各種敵視和威脅。如果企業家缺乏抵御內外壓力的意志和毅力，那么你的一切改革都會半途夭折，功虧一簣。
雙星在改革開放以來，采取了很多新的措施，做了很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針對著人。改革改革，改革什么？你說這間房子，你今天讓它當辦公室，明天讓它當倉庫，它不會提出抗議，我認為企業改革就是對人的改革，對計劃經濟長年養成的懶、散以及只想得到，不愿付出的舊習慣、舊觀念都要去沖破，要沖破就得針對人。不管是企業改革還是政府改革，只要是改革就是對準人。
我們集團十幾年的改革，牽扯到的人有幾千。因為我們廠原來的工人，加上老的少的，退下來的，共有六千多人，他們都進入雙星改革的范圍內，但是通過改革也培養塑造了好多人。擁護改革的人就感到我做的是對的，像我們有的職工在親戚家里喝酒，聽到人們對我的不公正議論，竟然翻臉了，罵人家是造謠，要跟人家打架。反過來講，改革革到那些原來能得到很多、而現在撈不到了的人；原來可以混而現在沒法混了的人；原來可以工作馬虎，現在不能讓他再馬虎了的人，這樣就得罪了一大批人。他們也不甘心，也要為自己失去的東西而斗爭呀！可以說在八十年代，是我人生最艱難的時候。
其次是工作中的爭議。主要來自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一是企業內部中層領導犯錯誤，你處理不處理？處理了他到社會上去臭你，不處理企業就得垮臺。而在雙星年年都要處理個別胡作非為的管理人員。光我的辦公室主任就換了多少茬？這就是整個國有企業的問題。為了企業的發展，你就得自己背上黑鍋。而私有企業他不敢，你背著老板去吃里扒外，他馬上就讓你滾蛋了。國有企業怎么敢呢？因為是國家的，大家都來拿，這就是其弊端。窮廟富和尚。而要想割除這些弊端你就要不斷地得罪人。
還有就是對職工的管理。雙星微利，管得又嚴，工人往外偷東西，免不了要抓，個別工人要鬧事就得要處罰。而你一抓一處罰，問題就來了，說汪海迫害工人。有一階段青島好多人都在議論我。但你國有企業要想維持下去就得理直氣壯地面對這些問題，就得要這么管理，除非你共產黨不讓我當總裁了。前兩年天津電視臺采訪市委書記俞正聲，俞書記倒說了一句公道話，他說：汪海把一個微利企業干到這個份上不容易。
祁：有一件事我想問你，聽說九十年代初，雙星內部展開的打擊經濟犯罪工作中，個別辦案人員動手打人，結果使得社會上對你的反映特別大。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汪：你要問這個事情，照我的觀點講，我認為是社會風氣的敗壞造成的。作為我來講，一是意識超前，二是事業心太強，對黨太忠，總有一種想把雙星搞好的強烈的責任感。一九九O年、一九九一年我們就開始抓經濟領域里的犯罪，當時，我們內部的管理人員利用公家的錢給自己撈好處，利用公家給的權力搞個人的東西。對這種情況，我們察覺后就進行教育，教育完了后，我就講我們要抓，希望大家不要再犯。但是有一部分人不聽，不聽我們就開始審查。
你曾經問我這十幾年來有過什么樣的失誤？要說失誤的話，在處理這件事上就失誤了。正確的做法是一經發現企業內部管理人員犯罪，應該立即送交法律部門，但是我當時沒有這樣做。原因是，一方面覺得他們這些人工作一直不錯，犯了錯誤經過批評教育，給個行政處分，以觀后效也就可以了，因此就沒有把他們交出去。這是我當時的主導思想。
還有一種考慮是，咱們國家法制不健全，往往人情大于法，有時被告一走關系，一走門子，他判案就可以把黑的說成白的，白的說成是黑的。而且一個案子往往給你一年兩年地拖下去，我也沒有那么多精力去應付。就想快刀斬亂麻，內部整頓一下，讓大家改了就完了，就沒有把他們交出去，而是決定在單位內部處理。我的指導思想是從整個事業和整個的干部管理隊伍建設出發，按理說你身為共產黨員，就得按著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不能有了權力就占就貪，而要為企業，為員工考慮。我覺得出發點是好的，為治病救人我們對這幾個經濟犯也還是從輕發落了。
后來發生了什么事呢？社會發生了變化，企業人員可以自由流動。這些人也就自動離開了雙星，離開后也沒有發生什么問題。但在兩年后，禹作敏案件一曝光，這些人覺得有了整我的時機，開始組織力量反攻。什么原因呢？在當時清查他們的時候，個別的辦案人員，出于躁的心理，動手打了人。對于這種違紀現象，我們黨委全體同志都是不支持的，我本人是堅決反對的。因此，他們就抓住辦案人員的違紀行為告狀，利用他們在市紀委、市檢察院的各種關系大做文章。告到市委、省委、全國總工會、全國人大、黨中央，甚至在青島市開人大會議時，把印制的傳單散發到代表們的每個房間。因為當時有禹作敏的案件做背景，他們選擇這個機會來攻擊我，看來也是有戰略研究的。哎呀！他們惡劣到什么程度呢？為了達到目的，去找一個女同志，說你只要檢舉和汪海有男女關系，就給你一萬塊錢。你看，連這種缺德事都能干得出來。
祁：他們都是些什么人？
汪：是集團的幾個中層干部，有的從創業的時候就跟著我干，但在集團升格時想再官加一級而未能如愿，就惱羞成怒，懷恨在心；有的派他去管經營，不到一年，虧損了幾十萬元，把銷售公司搞得個烏煙瘴氣。本來都是想在實踐中慢慢培養他們，但是素質實在太低，恨鐵不成鋼。而我為什么敢打擊他們，一是我自身立得直、坐得正，不搞歪門邪道，他抓不到我任何事；第二點我出于公心，出于對黨對國家負責，這些人就得打擊。
祁：在他們告狀的那段時間里，你有沒有采取什么措施？
汪：我能采取什么措施呢？他們動用了一切關系，一切力量。一些政府部門的人背著我也來企業找了好多人，挨個兒談話，就是不找我這個企業的法人談。對此，我只能穩坐釣魚臺。因為我沒有親自去審查，我本人沒有違紀；第二，我沒有指示辦案人員去違紀打人，誰違紀了你就處理誰，我不包庇任何人。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違紀是不對的，重要的是這些人的腐敗，盜竊國家資產的犯罪行為是危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到什么時候都應該受到譴責，到什么時候都應該受到打擊。嚴格地說，司法部門應該對他們收審。但是抓了誰呢？法律對這些犯罪的人一個都沒有追究。相反，倒抓住我了，而且幸災樂禍的人很多。
這件事按理講，根據他們貪污、盜竊、腐敗的行為，我們如實地上報，什么罪按黨紀國法去公正地處理；而我們辦案的人員違紀的也應該按國家的規定去處分。分別對待。可現在弄不清了。幸虧青島市紀委書記和市委書記俞正聲在這件事上主持了正義，否則他們一告，再加上有些人推波助瀾，雙星就非得讓他們搞垮不可。
祁：回顧您披荊斬棘走過的路。我想知道您個人對人生有著怎樣的感悟，對自己又如何認識？
汪：感悟人生，認識自我。這是一個大題目，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說得清的。如果說到我對自己的評價，應該說我是一個有爭議的人。
祁：為什么這么說？
汪：我這人從小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當學生的時候，老師中間就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這個學生是個好學生，有組織能力，有號召力。因為大家愿意和我在一起，我有拉攏一幫人跟著我干事的能力；但有的老師則說這汪海不大聽話，驕傲自滿。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個人的性格可能就決定了這個人的命運。
后來進入社會，參加了工作，知識多了，開始形成了自己的思維和觀點，俗話講有了主見后，爭議也就伴隨而來。幾乎是每做一件事情總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在我十七八歲時當生產組長，組員是五級工、六級工的老工人。這組長到底讓我干還是不讓我干，爭議了很長時間；入黨也在爭議。爭議的核心倒不是工作、能力怎么樣，凡是尊重現實的人都承認我工作認真，有能力。但是有人總覺得我驕傲，不虛心，再就是說話不注意。
那么，驕傲這個概念應該怎么看？人有了自信是否就是驕傲？我們平常在一番事業干成功后，不也總習慣地說感到驕傲和自豪嗎？所以，我感到幾十年來我們把驕傲這個詞狹義化了，一說誰驕傲，這個人就完了。一個人有點新觀點，有點反思維往往就被說成是驕傲。我覺得這是對人才，特別是對一部分能人的歪曲的不公正的評價。試想共產黨人假若沒有新思維，沒有驕傲和自信怎么能喚起四萬萬受壓迫的人民呢？怎么能奪取政權呢？
所以說對待有本事的人不怕你驕傲，驕傲說明你有自信；最可怕的是沒有本事的人還盲目地驕傲。你注意沒有？本身無能的人如果驕傲的話，最大特征是擺架子，你只要看這種裝腔作勢擺架子的人，都是最無能的人。
祁：實際上是一種內心虛弱的表現。
汪：對。虛弱。他不裝腔作勢，不擺架子就沒有什么東西了。化，可是我們的觀念、宣傳口號還抱著那些老東西不放，群眾當然就覺得你在騙我，你是在說謊。
就說我們企業，在第一線的工人，他們是主人。可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來訂合同，三年合同結束，他走他的，但我仍然還在這里。你說他是主人，決策企業的命運，他管嗎？就是三年的合同，他有什么主人意識呢？可是我們從上到下大家都在喊：工人是企業的主人。那么，為什么要讓主人下崗呢？我聽到這些就感到如果讓后人來評價，他們就會認為我們在撒謊。
當然，從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來講，我們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所有中華民族的兄弟姊妹都是主人，沒有什么主人仆人之分，所不同的只是分工不同。每個人所選擇的職業不同，那么就都應該按自己的分工，在自己的崗位上去發揮自己的作用。我的分工就是總裁，就是決策，就是掌握著企業的方向；你的分工是工人，就應該在第一線扎扎實實地做好你的產品。從大的環境講我們都是主人，但你把不同的職業或者階層一分成主人和仆人，并且把領導者都說成是仆人，把被領導者說成是主人，再加上你這仆人又很腐敗，怎么能讓人們心服口服呢？
“文革”前，一些因說實話的人常常會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對待，有的甚至受到了政治迫害。現在好多了，但有時也會給你冠以說話不注意的帽子。究竟不注意在哪里？黨的形象影響了沒有？給國家、民族造成損失了沒有？這就不管了。所以在我的一生中，驕傲和說話不注意這兩點在我的檔案里，可能是去不掉的。因為我這個人務實，喜歡說實話，不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而有些人就覺得在某種場合應該婉轉，在某種場合應該拐彎抹角，含沙射影，旁敲側擊，讓聽者自己去領會，自己去琢磨。
祁：這也許就是傳統文化的積淀所形成的中國人特有的表達方式。說得好聽一點是含蓄。他必須把自己架起來，讓人看著他好像有多么了不得，是個人物。實際上這種人才是盲目地驕傲。
第二條，說我說話不注意。人說話是不是都要照著三字經去說，照著中央文件去說？我認為說話只要不傷害他人的感情，那么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實事求是去講并沒有什么不對的。凡是務實的人總是說實話。真正的大實話才最有哲理，最真實，最容易被人們接受。而我們這個社會最可怕的現象是假話連篇，現在什么都變了，人的思維變了，體制和生產關系也都產生了新的變化，可是我們的觀念、宣傳口號還抱著那些老東西不放，群眾當然就覺得你在騙我，你是在說謊。
就說我們企業，在第一線的工人，他們是主人。可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來訂合同，三年合同結束，他走他的，但我仍然還在這里。你說他是主人，決策企業的命運，他管嗎？就是三年的合同，他有什么主人意識呢？可是我們從上到下大家都在喊：工人是企業的主人。那么，為什么要讓主人下崗呢？我聽到這些就感到如果讓后人來評價，他們就會認為我們在撒謊。
當然，從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來講，我們可以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所有中華民族的兄弟姊妹都是主人，沒有什么主人仆人之分，所不同的只是分工不同。每個人所選擇的職業不同，那么就都應該按自己的分工，在自己的崗位上去發揮自己的作用。我的分工就是總裁，就是決策，就是掌握著企業的方向；你的分工是工人，就應該在第一線扎扎實實地做好你的產品。從大的環境講我們都是主人，但你把不同的職業或者階層一分成主人和仆人，并且把領導者都說成是仆人，把被領導者說成是主人，再加上你這仆人又很腐敗，怎么能讓人們心服口服呢？
“文革”前，一些因說實話的人常常會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對待，有的甚至受到了政治迫害。現在好多了，但有時也會給你冠以說話不注意的帽子。究竟不注意在哪里？黨的形象影響了沒有？給國家、民族造成損失了沒有？這就不管了。所以在我的一生中，驕傲和說話不注意這兩點在我的檔案里，可能是去不掉的。因為我這個人務實，喜歡說實話，不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而有些人就覺得在某種場合應該婉轉，在某種場合應該拐彎抹角，含沙射影，旁敲側擊，讓聽者自己去領會，自己去琢磨。
祁：這也許就是傳統文化的積淀所形成的中國人特有的表達方式。說得好聽一點是含蓄。
汪：我認為這不應該是中國人的優點。中華民族太聰明了，但又有點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個誤就造成了民族的悲劇。大家都不說實話，大家都要對方去猜，去琢磨。相反，人家別的民族反而比較坦白直率，怎么回事就怎么說。所以說自從我進入社會，爭議的焦點就兩條，正面的是：能干、有本事；反面的是：驕傲，說話不注意。都是兩條。二比二平衡了。
有爭議的人不一定就是名人。凡是有爭議的人，都是在各條戰線上具有反思維的人，因為他們想的、說的和做的往往都打破常規，這就必然引起上下左右人們的不滿。而那些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對上唯命是從，沒有自己腦子的人是不會有什么爭議的。而具有反思維的人，是不斷探索未知，勇于創新的人，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反過來講這些人得到的與所付出的是不成比例的，但最后人們都還是會對這些人給予承認的。
祁：是的。雖然您是有爭議的人，但是聽說有一次膠鞋協會在您缺席的情況下，人們竟然一致推舉您當了膠鞋界的“老大”。
汪：啊那一次是一九八八年，膠鞋協會在長沙換屆，我剛好人在美國，沒有參加。當時是怎么一個過程呢？本來天津大中華是膠鞋界的老大。可是到會的會員都認為他不能勝任了。而有關部門卻給大家做工作讓繼續選他不要選我。因為他們聽話，可以想怎么指揮就怎么指揮。如果選了我就不好控制了。其實到會的會員也不一定要選我，而我又沒到會，也從來不介入他們的斗爭。結果他們這樣一做工作反而弄巧成拙了，讓大家都有了逆反心理，就偏偏投票選我。聽說唱票到最后時，有關部門的一位官員為了壓倒我，大聲喊：我還沒投！可惜他投了也根本不可能扭轉大局了。那種場面真像電視劇里的情節。在體制改革之初，這些官員們看不慣你，就是這樣來竭力排斥你。但是他們沒想到我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了。材料發到美國，我就發回一個傳感謝，不辜負大家的信任。等我回國后，就把這些理事們請到青島來重新發表了一個就職演說。從此協會有了生機，凝聚力很強，我這一干就是十年，大家也都叫我“幫主”。
長期以來，我們有些當領導的，對那些有不同觀點的人，有獨特性格的人，就認為他們是不好管理的人，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叛逆者。這樣可能扼殺人的才華，扼殺人的創新精神，害了事業，也害了人才的培養和人才的選拔。更為可笑的是，社會上有些人一聽到某某人是有爭議的人就趕快與他劃清界限。
祁：還有這樣的事？
汪：有啊。我就經歷過，有家報社駐青島的記者，剛來到青島時聽說汪海是個有爭議的人，他就不敢接觸了。后來他和我認識以后，發現根本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這才成了朋友。人的思想、觀念水平決定了對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樣。在這個社會里有人擁護你，有人反對你，有說你好的，有說你壞的，我覺得這都非常正常。如果各種各樣的人都說你好，除非你不做事，當老好人。我們很多的事情不就是叫老好人害掉了嗎？那么檢驗一個人的標準應該是什么？應該看你是不是在事業上，是不是對國家、對民族有貢獻，對從事的這個行業有沒有創造，有沒有推動。
現在最危險的就是將一些無能的老好人放在各級領導崗位上。因為他們聽話。所以為什么我干了七八年黨委副書記要提正職時，上面爭論了一兩年。就為了這個事，非讓老書記晚退了兩年。當我干了黨委書記后，又因為沒有大學學歷，就不讓我干廠長。那么讓這個人干什么？橡膠公司的經理、書記又爭論了一年多。目前我在青島市這個范圍里已經不怎么有爭議了，上面怎么樣我還不太清楚，反正在省一級的領導那里也已經爭議了好幾年了。
祁：您所說的包括前幾年讓您當青島市副市長的爭議嗎？
汪：對。爭議的結果是叫我等下一屆。哎呀，這一輩子，在部隊也好，在地方也好，在我的記憶里都是黨內爭論的焦點：這個人用還是不用？重用還是不重用？都是圍繞著這個題目。有時用的意見占了上風，就給我那么一點天地。十六年前，叫我當橡膠九廠的黨委書記，就給了我這個天地，創造了一個雙星。
當然創造雙星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但起碼是帶頭人啊！
與人斗，其樂無窮
祁：在您的一生中，你感到最大的樂趣是什么？
汪：最大的樂趣應該說是和人打交道了，這也是對自己最好的磨煉。高級動物和高級動物的斗爭始終推動著社會的發展，推動著歷史的前進。當然這種斗爭也有勝有敗。實際上我們的整個生活都是在斗爭當中，有好多人想回避，說我們這個地方太復雜了，要換個地方；還有人認為中國人就那么個德性，外國人就不這樣。在這個問題上你沒有什么選擇，都是一樣的。你要在社會存活，就得要堅持正義感，堅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原則。這一點可能一般的人很難做得到。一般人都采取回避的辦法，想找一個世外桃源。但是沒有斗爭的地方是不存在的，只有面對現實，在斗爭中顯示出你的價值，勝利了你就是成功者。毛澤東說了一句話有一定的道理：與人斗，其樂無窮。這是一種氣魄。
在我這一生中，真是經歷了一些形形色色的斗爭，有來自上頭的、有來自下面的、還有同事之間的。我體會首先要針鋒相對，自己要有一種氣勢、自信和精神，俗話說：邪不壓正。要相信正義的力量遲早會戰勝邪惡的勢力的，你有了這個信念，遇事就會用正義感把對方壓倒。
其次要不斷地提高自身的水平，不斷地超越自我。不管外界對你的壓力也好，吹捧也好，攻擊、誹謗也好，都要辯證地去認識它。同時又要把名和利的東西看得淡一些，但這并不是說名和利的意識我一點都沒有。
第三，還是我的那句話：自我感覺良好。這也是一種斗爭的策略。不理他。像彌勒佛一樣，“笑天下可笑之人，容世間難容之事。”這樣你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你想，嘴長在他臉上，腦子是他的，你又控制不了他，他要說什么讓他說嘛，你解釋也解釋不了那么多。但你要把握住大的方向，社會在宏觀上有一個法規，在每個歷史時期，黨內也好，黨外也好，都有法規和準則，你只要不違犯這法規和準則，做你自己應該做的事情，不要被別人的攻擊、謠言和誹謗來纏住你，來分散你更多的精力。
第四，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你不要怕人們說三道四，不要怨天怨地，就靠你的本事，在允許的范圍內把自己的事做好，讓事實最后教育他們，讓他們不攻自破，讓他們在事實面前，像毛澤東說的：夾著尾巴逃跑了。如果你自己成天去生氣，哎呀，我不干了，你看這種環境，這種條件，也沒人管我，沒人支持我。那就正中了他們的奸計了。
另外與人斗有時候還要沉得住氣，讓時間去證明一切。我和別人不一樣的一點是，我敢于斗，并不是說和他去面對面地打仗，而是你說我不好，我非要干好；你說我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非叫他抓不出任何問題。這種斗法我確實跟他們斗得太多了，包括那些主管部門的官員對我的污蔑和攻擊。他們對雙星設置的障礙太多了，應該給的政策不給，應該給的待遇不給，百般刁難。好了，我也按制度辦，我應該給你的給你，你規定的我不違犯，我要用好的行為將你壞的企圖堵死。所以這就需要一種很強的毅力，一種能駕馭社會和形勢的智力。
祁：有沒有可以回避的時候呢？
汪：有時也想回避，可一般都回避不了。你回避對方不回避，你退一步他就進一丈來進攻你。因此，對方要斗，你就得迎戰，只有這樣你才成功。如果你害怕了，那就完了。我是不管遇到什么情況，只要你斗那我就奉陪，跟你斗到底。八十年代初期，企業在改革的艱難時刻，我的上級領導部門，總想置我于死地。但我當時就抱著這樣一個信念：我是當過兵，打過仗的人。當初在戰場上就沒有想到還能活到今天，還能干一番事業。人最寶貴的不就是個命嘛？我連命都可不要，你還能怎么樣？所以一到關鍵時刻我就想到這個，就是死了也跟你拼到底。這樣一來也給我解決了好多問題，死都不怕還怕什么。
再一點是你越敢于斗，勝利也就越屬于你。我只有在斗爭中才感到充實，在斗爭中才感到活的有意義。如果不斗怎么能生存呢？但在斗的當中也不能不講策略。作為一個領導者來說，你不管和誰斗，你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得民心，順民意；你是不是出于公心，主持正義？如果你不具備這幾點那就不行。所以說我和他們斗爭之所以能勝利，很大的因素是我是出于公心堅持正義，是得民心，順民意的。后來的實踐也證明我是對的。所以我越斗也就越有勇氣，越斗也就覺得自己得到了鍛煉和提高，越斗也就越有了自信。
祁：那么在你的早期遇到這些事，有沒有過困惑？
汪：困惑開始也有。
祁：在你走投無路的時候掉過眼淚嗎？
汪：沒有沒有。我才沒有這樣的事呢。這一生中我是掉過幾次淚，大多是在工作中由于觸景生情，百感交集時的感情的一種流露，但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刁難，以及那些惡毒的攻擊、誹謗，我跟他們斗爭從來不掉眼淚，而且越斗越勇。對于企業家來說只有具有堅韌的意志力和強烈的自信心，才能排除各種心理干擾，向著既定目標走去。
人呀，活在世上得要有壓力，有了壓力他才有斗志。應該說這十多年來，與各種舊體制、舊意識以及腐敗的勢力一級一級地斗，我認為我是個勝利者。假如你說汪海到今天不也仍然是個鞋匠嗎？如果以這種眼光看我，那我可能在這些人眼里是個失敗者。有很多人包括我的親戚都說，哎呀，你怎么還干著廠長呀！有一年春節，我請兄妹幾個在家里吃飯，我那個妹夫說，你辛辛苦苦干了十幾年，怎么連個副市長都沒當上。我說：你給我滾！你懂個什么呀？不當市長又怎么了？你給我說說。他們把這些看得很重，他們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品德時，總拿官職官位做標準。我覺得這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偏見。
祁：社會在進入現代化，但人卻不可能一下子都成為現代人。尤其是中國幾千年官本位的封建思想在人們的頭腦中是根深蒂固的。
汪：所以說改革最大障礙就是人們頭腦中的這些舊意識、舊觀念。不斗怎么行呢？
市場最累 理解最甜
汪：我對自己人生還有一個感受是：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生命是短暫的，而當你有了一點名聲后，接踵而來的就是爭議，還有黨內外那么多人的注意和議論。這好像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
祁：有爭議，必然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議論，這與我們在前面談的是一個內容。
汪：不一樣。我覺得在黨內外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議論也非同尋常。因為人們一般愛議論名人，議論國家大事。而在青島市，本人成了經常被議論的焦點人物。有人給我說，他們在家里喝酒、聊天，不知怎么就議論到汪海了，汪海最近在干什么？成了人 們經常談論的話題。所以造我謠的人也很多，不是說我下臺了 就是被抓起來了，或者攜款潛逃了。連家庭生活也成了人們四處 探聽和傳播的素材。后來我索性借記者采訪之機，公開聲明自己 是“三不變”干部。
祁：哪“三不變”？
汪：跟著共產黨干不變；當鞋匠不變；結發妻子不變。
祁：給自己定性了。
汪：是啊。十多年來人們為什么要注意我，議論我？作為一個干企業的領導者來講，不值得這么議論啊！要說我這個人也沒什么特長，長得既不出眾，也沒有三頭六臂。有什么好議論的呢？可能就是我的個性，做了許多和人家不一樣的事，所以引得人們說三道四。
祁：一般來說，凡是有所作為的人，都免不了是被人議論啊。
汪：有創新精神的人為社會做些新事情，本身就會使大家不理解，不認識，所以就需要我們很多人去支持他。我十多年來在那么復雜的環境中，那么多人在琢磨我，議論我，甚至想抓我，為什么？因為抓了我他就有功啊。你看汪海叫我抓住了，我多么有成績，有本事。但他們為什么不去研究雙星的發展，雙星取得的成績？雙星做鞋實際上是第二產業的坑底企業，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它列不上國家的什么重點，也不是骨干企業，不是國家基礎企業。但我們搞到今天，我覺得是非常的不容易。
其次，我本人也是來自民間的一個平民百姓。只不過領導著一個企業而已。至于有人說汪海是個能人，有人說他不是個東西。不管怎么他都在宣傳啊！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讓那么多人注意著我，關心著我，擁護著我，議論著我。甚至組織部不考核我，而那么多業余組織部長在考核我；紀委在監督著我，也有那么多業余紀委監督著我。我為什么不自豪？黨內的議論就更正常了。我并不怕人們議論，或者想，哎呀！被人議論了，以后要注意。而是想你們能夠議論一個鞋匠，就說明我和你們不一樣。
現在對我的議論，在群眾中已經逐步減少。為什么？汪海就是汪海，什么謠都造完了，什么故事也編完了，而他還活得很好，企業還越來越興旺，時間長了，也就沒有什么好說的了。
祁：如果雙星現在垮了，對您的議論可能是一時的，如果雙星繼續在“敢為天下先”的追求中發展壯大，那么對您的爭議和議論或許將伴隨您終身。因為人們可以原諒無能的人，但卻不能原諒能力超過他們的聰明人。
汪：說得很對。人的嫉妒心理是最可怕的。我發現嫉妒，是不管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有的一種普遍心理。這就屬于紅眼病，自己干不了，還不服氣別人。你帶頭闖市場，帶頭做了些事，他就說你出風頭，挑你的毛病。這是一種不良的風氣。在這種情況下，名牌、名人、名廠要生存下去恐怕就更難。有些人他希望你垮了，才能顯出他是正確的。人的心理一是望人窮；一是你垮了才能顯示出我來。這種不健康的心理可能是社會上一種不可逆轉的潮流。但是你要成事，就得需要具備耐力和韌性，并堅持下去，逐步得到人們的理解和認可。這需要時間。犯紅眼病，望人窮在國外也是存在的，特別是市場競爭中，你成功了，我就覺得我不如你，心理上不平衡；最好是你倒了。
祁：見人有亡，常乃有得；見人有榮，反生慍怒。這是人性中最大的弱點。
汪：我的心胸幸虧大，要不大的話，成天聽這些人胡說八道，早就氣死了。中國發展到今天，為什么好多能做事的人不愿意主動去做，或者不愿意出這個頭呢？就是這種舊的東西不知不覺中毒害了我們民族，大家都墨守成規，因為總是槍打出頭鳥。
祁：為什么古人有那么多格言？“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出頭的椽子先爛”。
汪：這種情況我們的祖先早都已經總結出來了。雖然這個問題在人類中是沒法回避的，但也并不是說不能改變。如何正確地對待、正確地處理好這些問題，我覺得要在全社會提倡正競爭。靠本事去正競爭。你成功了我就承認你比我強，誠心誠意向你學習，同時自己發奮圖強又要超過你。這才是正確之路。但往往有一大批人，他沒有那個本事，就出于一種不平衡的心理，來惡毒地攻擊你。這種人很壞，也很多。實際上有本事的人不怕你競爭。
祁：正競爭，是理想境界。但這個社會我覺得更需要呼喚理解。什么是理解的深度？就是當你能夠從別人的眼睛去觀看，站在別人的中心點上去理解，人與人之間只有相識才能相知，只有相知才能理解。
汪：對的。我經常說：市場最累，理解最甜。理解不光是人的高尚品質，也是人的一種能力。無能的人也決不會去理解他人。
生活中有加減法
祁：再提一個問題，在目前的中國，先不說是企業家階層，就說是企業家隊伍，您覺得形成了嗎？
汪：沒有形成。企業家階層或者企業家隊伍的形成，需要國家在法律上、政策上創造一種適應企業家成長的環境和條件。
祁：于志安事件過后，現在又出現諸時健事件。報紙上有些文章，說很有必要趕快制定出一種限制、監督企業家的法規。您認為有必要嗎？
汪：監督企業家的法規要有，但是激勵企業家的法規也得要有啊！因為企業家是社會利益的創造者，是民族經濟騰飛的推動者。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他要付出很多，他所有的心血、精力，而且像我剛開始時都是冒著生命危險在推進改革，反對者們告狀陷害你不說，還有的埋伏在樹林里暗害你。為了這個企業把命都差點丟了。我付出的誰知道呢？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祁：您的心理也不平衡啊。
汪：怎么能平衡呢？只不過我想得開一點，看得淡一點罷了。
像其他一些著名的企業家，他們最后走出國門，我覺得是有各種原因的。不管他什么原因，一個不可否認的問題是中國的土壤和環境不適合這些企業家生存，他必然要走。企業家是能人，但也都是凡人，你老是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吃草，到一定的時候他必然心理上不平衡。國家難道就不能給他們一些相應的激勵機制嗎？
另外，企業家必須要有他的社會地位。現在我們國家不考慮這個問題，只知道去用他。在經濟建設大潮中，企業家中間有沒有敗類呢？有。有沒有逃兵呢？有。我覺得這也很正常。現在如果一個企業家跑了，一個企業家垮了，哎呀！這就不得了了。那咱們國家也有外交官跑了的，也有政治家垮了的呀！我看人們也沒有怎么大驚小怪的啊！
應該認識到企業家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關鍵是你國家制定的政策、法規，是否有利于這些企業家們不去當逃兵，是否能避免他們犯錯誤。政府要從愛護他們的角度出發，從尊重他們的角度出發，從承認他們的勞動價值出發，就得要有好的政策。有好的政策和法規做保障，干得好的激勵，干得不好的處理。這樣一來，國有企業的命運，才能由真正的企業家來掌握。而不是像現在，你干得好也不得好，你干砸了也不受罰，工廠關閉，工人下崗，企業負責人反而調到政府部門當局長、處長去了。這也是國有企業搞不好的原因之一。
祁：您作為一個知名的企業家，現在的工資僅僅是職工工資的三到五倍，住房至今還是很狹小的單元房。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面對這樣的差距，您是抱著怎樣的態度呢？
汪：生活中有加法也有減法，就看你加什么，減什么了。誰能把名和利處理好了，誰就是勝利者。如果處理不好，就會降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低層次了。另外一點，人生在世，能夠名利雙收的事情終究是比較少的。不能說你名有多大，利也應該有多大。像我有了名，有一點小利也就行了。
我主張大丈夫在事業上應該有抱負，抱負在事業上越大越好，要有為國家為民族干一番事業的雄心壯志。這是加法。反過來講，雖然你得到的物質利益與你對事業的付出不成比例，這在現在的條件下也是很正常的。雙星是國家的，不是我汪海的。你創利潤再多都是在給國家干。明確了這一點，你就會調整心理上的平衡。這個調整和平衡，也是你自身素質的提高和完善，是對你素質的培養和人格的塑造。如果你沒有這種素質和人格的話，那么你要是付出與得到的不平衡，你就不會快樂。
再一點，人往高處走，是人之常情。你為社會做了些事情，在風浪中能夠生存下來，能夠受到人們的尊重，有很高的威信，這就應該很滿足了。我認為人的滿足有一個標準：心埋的滿足、精神上的滿足、事業上的滿足非常重要。而生活上的滿足，收入的滿足是一個方面，雖然也不排除。但在現實中你要和你周圍的人比，總與富有的人比就會產生不滿足，心理感到壓抑。但是，要看到周圍還有許多比你的處境差的人，靜下心來一想，覺得自己過得還不錯，得到的比別人還好，而且活得非常有意義。就像俗話中說的：人家騎馬我騎驢，回頭看看還有推車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不要老想著你得到了多少，人生的樂趣還在于你為這個社會付出了多少。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多少呢？俗話說：家有良田萬頃，日食不過一升。我再加上一句：你縱有廣廈萬千，睡覺也只占六尺之床。還怎么樣呢？小康水平就行了。
人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享有所有的東西。任何事物都是有代價的。要有得有失，才能平衡。關鍵是看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的價值觀是什么，在事業和利益面前取什么，舍什么。人赤條條來到這個世上，死了也不能帶走任何東西。看透了這一點，也就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了。盡管你干事業遭到人們的爭論，這是樹大招風。說明你的存在有價值，說明你非同一般。不然他們爭論你干什么？想到這一點，我又覺得相當有樂趣。而且在每個時期、每個階段，社會上一些人總是把我拿出來研究研究，拿我作一個例子，當好的典型樹也罷，作為一個焦點來爭論也罷，我覺得這樣活著也挺有意義。
祁：您說得很對，人生的價值，真的不在于什么高官厚祿，而是在今天這個極其復雜的社會里能否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并對事業有所作為。
汪：我把一切都看得很淡。要看到有些事情的發生在目前的社會里是必然的，不要再去生氣，不要為一些事去愁眉苦臉，去自尋煩惱。自己跳出來后，就覺得我生活在這么個時代，在雙星這個天地里可以發揮和施展我的才干，可以畫出一幅美好的圖畫。而且我的思維、觀念在這個范圍內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可和理解，我的設想、計劃能變為現實，感到非常有意義。因為給我多少權不是我自己決定的，原來給我才管一千多人的權力，而我自己發展到好幾萬人了；原來給我一點點的資產，我們現在給他發展到十七個億了；原來是一個虧損倒閉的小廠，現在不僅在中國出名，并在世界上出名了。而且在國內外的同行里，大家都非常尊重我，信賴我的為人。那么，在這個行業里我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我也是知足常樂了。
祁：能看透這一切不容易，能身體力行地做就更不容易了。
汪：實話給你講，除了雙星事業外，我現在把一切都看得非常淡。就說情感問題。在企業內外有一些女性與我的思想、性格比較接近，她們都給予雙星事業很大的關注和支持。我從內心深處很感激她們。有位女記者，人長得很漂亮，第一次來采訪時，又握手，又擁抱的，親熱得不得了，照片也照了一影集。第二次來雙星時，我就想不起來她叫什么，在哪里見過。她一看我對她沒有一點印象，難過地流出淚來了。她說像我這樣的女性你竟然都忘了，咱倆還照過相呢。后來她再也不來了。
祁：可見在事業與情感之間，您更注重前者了。
汪：不可否認。異性之間的情感是一種很重要的動力，這種動力能促使你干好多事情。無論在工作中或是在其他場合，只要有一個女性在場，那氣氛就與男人們在一起時不一樣。尤其是部隊，要是去了幾個女兵，戰士們的那個感覺，那個高興勁就別提了。陰和陽到一起了必然會產生火花。這種火花并非不是好事，用好了就是動力。世界上第一個把女人比作花的人是天才。因為女人和男人就是不一樣。女人的美是女人最大的優勢，大大方方的，令人賞心悅目。但也不是說所有的美都能產生火花，只有外表的美與內心的美統一了，才具有對異性的吸引力。
有人曾經問我對男人和女人的看法，我說了兩句：男人志氣，女人尊嚴。我是很看重女性的人品，首先，尊嚴兩個字應該是女性堅守的。而男人必須要有志氣。男人的志氣，除了要干事業外，在女人面前也得要有志氣。你只有有了大丈夫的志氣，才能得到女人更大的愛慕。所以男人志氣，女人尊嚴。我這兩句話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有道理？
祁：有一定的道理。但這一切又都是相對的。
汪：男女之間，異性相吸是自然規律。但如果你要是貪色，那么你的事業就有可能失敗。不管什么時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的事業對你的要求，需要你不斷地去探討，不斷地去提高。所以你必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否則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所謂的成功也就會曇花一現。
哎呀情感問題太復雜了。很多人都在這個問題上栽了跟頭，也有很多人不敢承認這個現實。所以你寫的《中國鞋王》里面的這兩句話，朋友看了都很佩服我，起碼我就聽到十幾個人對我說：你的“愛色不貪色，有情沒有婦”這兩句話說得好。假如反過來，那麻煩就大了。
了解自己的差距
祁：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我多次目睹人們對你的贊頌，雖然有很多人是在表達他們的崇拜和尊敬之情，但我也感覺到有很多是恭維和阿諛奉承。你是怎么來看待這一切的？
汪：對這個問題，作為本人來講應該說感到欣慰，感到滿足。從一個方面講說明你的所作所為贏得了人們的認可。但從另一個方面看，假如你不能冷靜地去分析這些話，而把它全部看成是人們應當對你的稱贊，或者也認為自己就像人們所形容的那樣如何如何地了不起了。那么，你的失敗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在不斷地向前發展的，不能把你的過去，把你的成就看成永久性的第一，永久性的成功。作為群眾的評價，那是一回事。但是作為自己來講是不能這樣認識的。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永遠都是后浪推前浪，競爭無止境。而市場的成功者，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著名企業家更沒有說是可以終身制的。一切成績都是暫時的，都是對你的下一步積累了經驗，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而你的明天都要從零開始。
另外，必須清醒的是，事業到今天，也絕不是我汪海個人的功勞，而是借助大家的力量。每一個雙星人都在為雙星大廈添磚加瓦，還有一大批骨干和超級骨干，更是支撐著雙星的大梁，沒有他們的拼殺和無私奉獻，我就是渾身是鐵，又能打出多少顆釘？
你剛才講的員工們對我的那種崇拜啊，敬仰啊，我覺得有各種原因。有的發自于內心，這是一些非常純樸的人，是真實的感情。但也有的卻是非常虛偽，見人家都那么講，心想我也跟著說幾句，總裁可能喜歡聽，我就跟著捧。
祁：這樣的人您能鑒別出來嗎？
汪：當然可以鑒別出來。還有一部分人比這更糟，他完全是從個人的目的出發，甚至把過去一些用在毛主席身上的詞都用在我身上了。那種肉麻我自己聽起來身上都要起疙瘩。這三種情況，一種是真感情；一種是盲目隨大流；一種是帶著惡毒的用意。所以說人的思想水平不一樣，認識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在對待我的問題上也各不相同。有時候我也直接了當地說一些人，我說：你們說的這些話把我的耳朵都磨出繭子了，但是我覺得你們講這些話非常可笑，非常愚昧。但我說這些話有的人聽得進，有的人聽不進去。對這個問題，我自己覺得還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如果不能保持頭腦的清醒，聽到一片贊揚聲，就昏昏然，必然導致走下坡路，導致事業的失敗。我現在的免疫力可以說是能夠做到寵辱不驚，不管有些人說什么東西，都不往心里去。我有自己的主見，一般來到你面前刻意奉承你的人，他必定在某些事上需要你，想用這些奉承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祁：幾次到雙星，我就有點擔憂，覺得個人崇拜很厲害。這話在您面前也說過幾次。雖然也知道很多人是非常真誠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就像您說的陰陽問題。我覺得任何一個人，無論地位高下、名聲大小，哪怕是一個最默默無聞的人，都愿意聽別人說自己的好話。這是人性的弱點，幾乎很少有人能抵抗得住奉承的誘惑。于是就有了馬屁精們來利用這一弱點，好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們有時候裝得比任何人都謙卑，但卻像美麗的罌粟花結出的果實是毒品一樣，先讓你上癮，再將你毀掉。西方有一句俗話說得很形象：今天吻你手的人，也是明天要剁掉你的手的人。
汪：你所擔心的問題我心里有數。不能說是頭腦清醒吧，也能比較正確地估價自己。現在有些贊揚的話我真不愿意聽，聽多了混身感到胳肢，很反感。我也明白這些話有真的也有假的，其中大部分是假的，但也用不著去刺激他們，讓他們下不了臺。我認為愛聽奉承話的人一般都是缺乏自信的人，因為他需要用別人的嘴來肯定自己，他越需要別人的肯定，也就越容易被別人左右，在一片頌揚聲中不知不覺地進入別人為他設下的圈套，從此劃地為牢。這似乎是一個規律。所以，人活在世上，不管你做了什么，都要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估價。這個正確的估價就是要在自我肯定的同時，又要了解自己的差距，能夠了解自己差距的人才是聰明人。
我這人有一個特點，越是聽到一些奉承話，就越是要從另一個方面去檢查自己的問題，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怎么去發展提高。因為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人包括偉人也都不會從不失誤，只有時時檢查自己的差距，多聽聽相反的意見，反而會讓人警醒。雙星現在光工人兩三萬，再加上他們的家屬，這不就是相當于國外一個島國嗎？在這種情況下，你確確實實地把企業搞好是很難的，是需要三頭六臂的。軟的要應付，硬的要應付，不軟不硬的也得要應付。所以就得對癥下藥，光用硬的也不行，光用軟的也完蛋。這是鄧小平說的：兩手都要硬。管理這么大一個企業，我看確實要有三頭六臂大概才能應付得了。但又要知道你做的任何事不可能叫人人都滿意，不可能叫人人對你評價都那么好。所以我始終掌握一個原則，不管怎么樣，我要把企業的經濟搞上去，要讓企業的一切都運作正常。
人要想做點事情，要想干一番事業，不能說成功了就到了終點了。或者說你的成功是永恒不變的，是持久的。因為事物都是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的，在你的有生之年，在你事業的前程上，應該說要有一種永不滿足的心態，做一切事情都要把它看成是從零開始。假如說覺得自己大功告成了，已經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制鞋集團，因而就感到滿足，開始驕傲，認為走到了終點、走到了頂峰，那么就是失敗的開始。雙星走到今天，號稱制鞋行業的第一，這只是社會給你的評價，但作為事業他是無終止的，是無限量的。而且如果你和千家之長相比的話，那你的問題可能還很多。你只有時時感到自己和別人有差距，企業才有希望。
為什么你看到雙星總是有這么多波折，總是這么緊張，總是有這么多沒完沒了的事情要去做，而幾乎沒有片刻喘息的時候呢？為什么雙星總是在找差距，每年都有一個議題讓大家檢查企業的問題，檢查自己的工作。可以說我在這方面付出的心血，動的腦子，不次于在市場上的競爭。而有些企業的主管一進入這個層次后就感到他是老大，覺得自己多么了不起，而我并不覺得自己怎么樣了。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如果不尊重現實，無視一切的話可能你就得完蛋。我始終是這個觀點。
明天從零開始
祁：最近我讀了一本標題為“中國商界著名人物沉浮錄”的文集，看到從傻子瓜子年廣久的銷聲匿跡，到巨人集團的史玉柱身陷困境，還有造紙大王馬勝利、鋼鐵大王管志誠、水泥大王傅志高以及煙草大王諸時健等等很多人，以及他們的企業興衰史，真是讓人驚心動魄。由此想到雙星時時用來警惕自己的標語：“市場無止境”、“管理無句號”，以及“名牌沒有終身制”等，就感到雙星在這種劇烈而動蕩的大變化中始終有一種清醒，有一種緊迫感，有一種自強不息，自我超越的精神。這也許就是雙星久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
汪：時代發展到今天，變化的節奏加速，你一步跟不上，就會導致步步跟不上。過去講“各領風騷三百年”，而現在是“各領風騷三五年”，有的甚至三五天就揠旗息鼓了。對此，我的頭腦非常清醒。
事物都是在不斷地發展著的，能夠跟上時代的潮流你就前進，你一停留下來就要落后。也許你今天還看不到這種落后，但到了明天它就相當嚴重地存在了。所以我在事業上，在企業中，在工作中永不滿足。
如果我拿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比，確實有些成績。但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與別人一比，與外界一比，與其他發達的行業一比，我們確實還是落后，還需要努力去做。我這人特別喜歡找差距。總是有意識地把別的行業的先進的東西拿來我用，借過來以便有利于自己的發展。所以說事業是無止境的。而你取得的成績，做出的貢獻都是暫時的，也許在這個歷史階段是成功的，但絕不是永恒的。不是說在你幾十年的人生中，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取得了這段成績再就不動了。可能我們好多的企業家，我們好多這樣的那樣的做出了卓越成就的人，他們之所以曇花一現，成為昨日黃花。就是沒有繼續前進。
另外，雙星從不放過對外宣傳的任何機會。因為你向外界宣傳得多，你內部付出的心血比宣傳的不知要多多少倍。這樣才能保證你永不落后。所以我十多年來在第一線摸爬滾打，每年總有新點子，新題目，每年總是有所提高。我有個觀點：明天都是從零開始。過去的成功都已經成為歷史，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重新上路。
祁：這些年來，每到春節，雙星的朋友們和我通電話，一問全在岙山開會總結。好像你們一過初二，管理層就集中開會了。
汪：對。這幾年集團在年終總結時，成績講得很少，而存在什么樣的問題卻要花幾天時間來找。因為成績就在那里擺著，而問題要找不出來就不會有新的起點。如果大家都看到成績而看不到問題時，那么就意味著向下坡走了。對這一點，開始都不理解，覺得一到年關就把各地的經理找來開會，讓他們找企業存在的問題，找自己工作中的毛病。實際上，他們不了解，每當找出問題的同時，也就是提出了新的課目。
我們每年都有一個新課目。前兩年名牌形成之后，我們就提出了“名牌背后潛在哪些危險？”。去年，實施三大戰略后，我們又提出“雙星與世界名牌之間的差距”，這就給大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說應該永不滿足，因為在事業的道路上沒有說你永遠都是一路領先。
祁：這就叫未雨綢繆，居安思危。
汪：人在市場上，是不能過一點安逸生活的，居安思危是每個企業家在市場上時時刻刻都在念的經，什么時候都要感覺到有壓力，一停下來就得垮臺。特別是像我們生產的這種民用品，日用品，你想歇歇腳根本不可能。它不像高科技產品，換代起碼要兩三年。我們連兩個月都不行。有時候一種鞋的品種，最短的有效期就是半個月。半個月內錢就可以嘩嘩地進來，錯過了時機就難辦了。為什么在我們的出口工作中，十年前，我們還嫌外國客戶難侍候。但是這鞋運到美國、日本去，過了季節人家就不要了，就得放到明年.我們沒進市場時就不理解他們，現在我們也理解了。像內蒙和東北的公司，他要的貨你晚了半個月，季節變了人家就不要了。所以能把這個行業干好了不易。不光有季節問題，還有時尚的問題，當地流行什么都得研究。
從現在我們的行業來看，國有企業幾乎全垮了。國有企業又換班子又改股份，改了半天仍然不見什么成效。現在的國有企業實際上就是我們過去所謂的大集體。過去搞著搞著也就成了國有了。再就是縣里的企業，真正成氣候的，搞得好的幾乎沒有。像石家莊的，一個億的虧損掛賬，上上下下也再不打聽了，每換一個班子上面給你撥兩千萬。河北長征廠不是提出五年趕上雙星嗎？那是省長去提出的口號。長征原來是行業里的一面旗幟，后來垮了。現在我們要和國外世界名牌競爭，在國內要與南方民營鞋廠和合資企業競爭。而個體民營在競爭中有一個有利條件是他們能走私，福建，廣東沿海地區的原材料從海峽對岸飄呀飄地就過來了。因此他的成本就很低，而我們就不行了，光原材料進口關稅就不得了。很難啊每天都有一種“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感覺。
祁：問一句題外的話。假如說像前些年傳的那樣，您不再干企業，而是當上了青島市副市長，你能推測你現在的境況嗎？會不會還往上升？
汪：不會。有可能一直是副職，也有可能現在在家里抱孫子了。一是說了不算；二是自己的觀點、想法不能貫徹。進入那個行當里只能從上到下一切都得照搬，你想，像我這種性格和思維的人不可能那樣。不可能怎么辦？只有和人家頂，結局就是靠邊站。所以像我這種性格在官場里恐怕是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的。
祁：是的。企業家有企業家的性格，官場有官場人格。
汪：還不如在我自己的自留地里，有一片天地。在這個天地里，只要不違背黨紀國法，其余的由我自己來安排、處理自己的事情，也挺有意思。假如說他連雙星這塊天地都不給你，那就可能沒有汪海。很可能會走向另外一種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