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讓解放鞋靠邊站
從小就夢想當將軍的汪海好不容易到了部隊，為什么又離開了部隊？
所有在南方打過仗的軍人穿上軍裝都不癢，吃了飯菜也不吐，為什么汪海偏偏又癢又吐？
時隔30年之后，當筆者問及此事時，汪海的回答仍然是4個字：說不清楚！
然而，汪海當年從部隊回到青島時，有一種感覺卻是再清楚不過了，這就是，他真的回來了，重新回到了家鄉的土地上，重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海 邊，重新回到了青島橡膠六廠，重新干上了制造膠帶膠管的老行當。
重新回到橡膠六廠的汪海，穿衣服不再是癢癢，吃飯也不再嘔吐，工作起來有干勁，躺在床上也能呼呼大睡。不久，由于他的出色表現，他被青島市化工局黨委派到橡膠九廠任政治部主任。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黨的工作重點開始向經濟建設的軌道轉移，橡膠九廠的生產也從文革時期的混亂慢慢向正規有序化過渡。為了加強全廠的思想政治工作，汪海受命于危難之中，當上了黨委副書記。
當時，許多企業的政工部門都閑得沒事干，汪海卻整天忙得昏天黑地。當過兵的汪海，自然知道我軍政治工作的威力。他找到老書記于啟東，說：“人們飽受動亂之苦，對過去的一切產生厭惡情緒，對政治也不感興趣了，信仰危機若在青年工人中照此蔓延下去，是要把廠子毀掉的。人沒有精神支柱哪行？政治思想工作必須和生產掛上鉤。”
于是，汪海舉辦中國近代史和廠史圖片展覽，讓大家看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舉辦以愛廠為主題的征文比賽、歌詠文藝演出比賽，以增強大家的愛廠熱情；培訓一期又一期的青年班組骨干，以加強生產力量。
這一時期汪海還同工人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不僅培養了自己的一批得力干將，而且還向老工人學習了制幫的制作、橡膠材料的配料加工、膠鞋的成型等制作膠鞋的工藝流程，使自己很快便成了制鞋業的內行。他后來說，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鞋匠”，就是在這個非常時期。這為我日后創“雙星”大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汪海很懂政治，但不流于形式。他抓勞動竟賽，把思想工作同具體的生產過程結合在一起。1979年，汪海組織全廠參加了全山東省“萬雙無次品競賽”，使廠的“大鵬”解放鞋被化工部、山東省評為優質產品。這可是橡膠九廠有史以來的第一個“部優產品”。文革時期，橡膠九廠在青島市是重災區，臭名遠揚。這下可好，工人們第一次感到臉上有了光。
老書記于啟東退休的時候，鼎舉汪海接任。他對上級說，把擔子交給汪海行。汪海的業績能力得到了上級黨委的認可。1983年6月2日，青島市委組織部宣布，汪海為青島橡膠九廠黨委書記。
妻子以為這下該過過平穩日子了。沒想到，剛接任了黨委書記的汪海，卻鋪蓋一卷，住進了辦公室，風風火火三個月沒回家。直到后來，妻子才知道，他接手的這個青島橡膠九廠是個爛攤子，企業正面臨倒閉的危機。
青島橡膠九廠是家國營大企業，80年前始建于中國人之手，日本人、國民黨人經營過它。50年代通過政權手段，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了國有化企業。就是說，這種財富的集中、兼并和不斷的擴張，為其實現現代化大產業奠定了基礎。
1921年，當民族工業剛剛興起時，楊子生，這位在青島開有“福順泰百貨店”和“神速生百貨店”的商人，抱著實業救國的幻想，在離青島棧橋僅一箭之遙這片海灘上投資辦廠。他瞄準了中國老百姓喜歡綁腿的習俗，蓋起十幾間簡陋的土瓦房，開辦了“維新制帶廠”。
楊子生經營有道。10年后，他發現人們的穿著有變，綁腿帶已不暢銷，便立即轉產，尋找新的財源。他抓住了外來洋貨中的膠鞋，從日本陸續購進被人淘汰了的煉膠機、壓沿機、縫紉機等，轉產“福”字牌力士膠鞋，在當時的中國市場上十分走俏。
然而，楊子生發展民族工業的夢想，隨著日本侵略勢力的加劇而破滅。1936年，廠子賣給了日本人兒島熊吉。
兒島熊吉依仗日本侵略軍鐵與火的統治，發展著生產，從國內帶來一批日本管理人員，并取得日本國共和擴模株式會社的投資，運來成套機器，擴大工廠規模。將這個廠子改名為“泰安膠皮廠”。到1942年，日產量高達2000余雙。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接受了泰安膠皮長，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資本家趙志輝，更名為“大元橡膠廠”。
解放后，人民政府為扶持民族工商業，多次給大元橡膠廠增加訂貨任務，挽救了即將破產的工廠。但是唯利是圖的趙江漢乘抗美援朝之機，在制作軍用產品中，采用偷工減料、偷稅漏稅、行賄等手段，盜騙國家資財，給抗美援朝軍需供應造成了損失。1952年9月，趙江漢被青島市人民法院審判，資產無力償付債務，表示以廠抵債。這樣，大元橡膠廠由山東省人民政府工業廳化學工業管理處接管，歸為國有。
后來，化工部將它命名為橡膠九廠。
所以到了1983年，汪海面臨的基本家底仍然是楊子生、兒島熊吉、趙志輝留下的30年代的老設備、老工藝，以及40年代的老廠房。而廠里一貫生產的產品，也是解放后幾十年一貫制的綠色解放膠鞋。上級主管部門在檢查中對他們廠的現狀極不滿，說：“你們這個廠子，越干越沒出息，拉倒吧。想讓我們驗收？還是等三年以后再說吧。”
汪海卻說：“這么好的一個國營單位，怎么能就這樣拉倒呢？”你們才拉倒吧。”
汪海固執地認為：昨天，已經永遠成為句號，再也不可更改。而明天，卻永遠是個大大的問號。關鍵是，我能不能在這謎一般的問號里，尋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
他的目光落在了廠門口一片擁擠的矮屋前。這里聚集著廠醫務室、技術科化驗室、物理試驗室、機修科等6個技術重要部門。熱天不透風，雨天一片泥。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科研技術人員還能有什么情緒工作？
整頓的第一步，就從這里下手開刀。人靠臉，樹靠皮，一個企業的廠門，直接反映了企業的精神面貌。汪海想明白了，三天之內，必須要讓這片破舊的小房子，在他眼皮底下消失。
一聽說汪海要扒房，幾個部門群起反對，理由很簡單，這里是廠子的科研圣地，說扒就扒了，讓我們到哪里去搞試驗？工人到哪里去看病？廠里本來就不重視科研技術部門，企業這剛一整頓，反倒先從我們這里下手？他們聯合起來，拒絕搬遷，要和汪海作對。
汪海主動找到他們，說：“廠子幾十年來，就知道生產解放鞋，能有什么試驗可做？你們別騙人又騙自己了。”然后，他就一個一個地做工作，兩個夜晚不合眼。
第三天，他叉腰站在了廠門口，大手一揮：“晚上12點前，必須全部搬完！”
12點一過，煉膠車間的青年突擊隊趕來了，汪海率先動手，在一片吶喊聲中，連片的小屋頃刻坍塌。
然后，一個現代愚公移山的故事開始了。汪海組織工人星期日義務勞動。人們用鐵錘、鋼鑿從嶗山腳下開石運石，在廠前區壘造假山。
有人很不以為然：“堆個假山能堆出鞋來？”
汪海則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這仙，就是我們的凝聚力”！
如今，當你走進雙星大門，你或許會誤認為步入了海濱公園：廠前區花團錦簇，綠樹成蔭，假山高聳，流水潺潺。那一個個雕塑，張揚著雙星人的豪邁之氣。——這是汪海當年第一炮打響的結果。
汪海領著工人們苦干了90天，橡膠九廠的面貌大為改觀。車間里井然有序。“軸見光，溝見底，設備見本色”。老大難問題“跑、冒、滴、漏”現象也初步得到了解決。工廠“嚴、高、細”的工作作風，也在這次整頓中打下了基礎。
上級部門沒有等到3年，而是在3個月后便來廠檢查。結果，一次性驗收合格。
但是，1983年，橡膠九廠按照國家計劃生產的200萬雙解放鞋突遭噩運：上級主管部門第一次不按生產計劃的任務收購了，并告訴他們，這種樣式陳舊的解放鞋我們一雙不要，因為我們也發不出去了，還是你們自己想辦法吧！
橡膠九廠第一次成了無娘的孩子，一下子就被娘給狠心斷了奶。這意味著國家主管部門將不再為他們的產品操心。
看到廠里到處堆著破膠鞋，工人們等著開支，汪海的心在流血：成千名工人將開不出工資，吃不上飯，今后怎么辦？
面對如此殘酷的命運，汪海的淚只能往肚子里咽。但他想的是，橡膠九廠這家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國營大企業，決不能就這么完了！
汪海怒發沖冠，打上門去罵娘：“這種臭膠鞋的生產計劃不是你們下達的嗎？你們為什么不收購？不給錢？”
無論汪海怎么罵娘，都不能打動商業部門的長官。人家照樣端著茶杯，看著報紙，頭也不抬地說：“說什么也沒有用，你還是走吧。”
汪海氣得破口大罵：“你們這些家伙聽好了，我汪海下次要是再找你們要錢，就是孫子！可是你們也別想再管我了。”說罷，摔門而去。
中國工人階級不能忍受被自己人打到的屈辱。這時的汪海，已經從中國農村由赤貧到溫飽的經濟騰飛，由麻木到蘇醒的思想飛躍，由觀望到實踐的改革浪潮中，看到了自己和工廠的前途與出路，看到了橡膠九廠的未來，同時也開始有了起碼的自我意識和市場經濟頭腦。
企業的命運不在天，不在地，而在自己。靠自己的一雙手，解放自己吧。回到廠里，汪海下令人人穿上自己生產的解放鞋。他說：“我們橡膠九廠，從今天起，就是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我們必須要在被捆綁的重圍下，殺出一條血路。”
汪海帶領橡膠九廠2000名職工“造反”了，自己背著鞋到各地找銷路去了。廠里原來沒有銷售人員，汪海臨時組建銷售隊伍，各路大軍，四方出擊，一面賣鞋，一面調查研究，了解市場需求。
隆冬臘月，汪海不顧限制企業私有銷售產品的禁令，帶著人背著一包鞋走出了廠門。為了避開商業部門駐廠人員的耳目，他們就敵后武工隊似的，全是夜間出動，把產品偷偷運出廠，而后再偷偷試銷。
不料，風聲走漏，商業部門勃然大怒，對他們的越軌行為進行制裁，不但停止收購橡膠九廠的解放鞋，連他們新開發的產品，也一雙都不要了。
這一下，汪海干脆與業務員一道大白天背著鞋走上了市場，放膽闖蕩了起來。人心齊，泰山移。職工們歷盡艱辛，遭冷遇，看白眼，靠著一張嘴兩條腿，靠著一顆心滿腔情，奔波了一年，硬是把積壓的200萬雙解放鞋銷售一空。
這一年的辛苦沒有白受，走遍神州大地，汪海終于總結出一句話：“有人就穿鞋，關鍵在工作”。——殘酷的現實，使他認識了市場，認識了工廠的產品，更認識了自己腳下的道路。
他在答記者問時說：“1983年底我們邁出自營銷售第一步，成為全國同行業中最早進入市場，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的廠家。這并非我們多么高明或有先見之明，而是嚴酷的客觀現實，逼迫我們非進入市場不可。”
他說這話時，口氣平緩淡然。也許是時過境遷，也許是后來的經歷更為險惡，那難忘的一幕，在他已是小小的平常事了。
然后，他又克制著激動，對記者們說：“世上本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企業要生存，工人要吃飯，任何的恩賜、舍施都救不了我們，只有自己救自己！”
說著，他又舉起一雙新款鞋：“有了雞，我們還怕沒有蛋嗎？這當然不能忘記當年那200萬雙解放鞋。如果我們當時不把它全賣出去，后來不讓它靠邊站，就沒有雙星的今天。既然解放鞋不能解放我們自己，那就讓它靠邊站去吧！”
但告別了解放鞋，工人吃什么？靠什么？
敢闖敢干的汪海很快便組建了新產品開發部，領導著技術人員設計出了新產品：“雙星”牌膠鞋。這是橡膠九廠第一次用“雙星”這個牌子。
“我是被逼進市場經濟的，可不是靠政府官員瞎吹出來的。”10年后的1993年，正當輿論界仍在為市場經濟姓資姓社喋喋不休地爭論時，人們有所不知的是，汪海早在1983年，就踏踏實實地在市場經濟中縱橫馳騁了。
汪海后來回憶說，那一年，雙星被“斷奶”之后，人、財、物和產、供、銷，百分之百都是來自市場。橡膠九廠成為“無上級企業”。沒人管的結果，實際上是加速了我思想上的成熟和經營上的騰飛。
或許，當年那些官員們也沒想到，正是從這一危難中闖出來的鞋匠汪海，在此后的十幾年當中，率領他的雙星集團在市場中崛起，一躍成為全國規模最大、技術一流、效益最好的國有制鞋集團。而汪海本人也非當年河里弄舟的船老大 ，而是五洲行船的老船長——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鞋王！
2.甘當“賣廠賊”
“黑色膠底，黃色鞋幫，兩天不洗，奇臭無比。”這是從前人們對橡膠九廠傳統產品解放牌膠鞋的評價。因此，從來就不甘寂寞的汪海，又將開發新產品當成了企業的當務之急。汪海說：“這種鞋再過兩三年，我們就是站在街上拿著它送人，恐怕都不會有人要了。”于是他向全廠宣布：三年以后，老產品全部“退役”。
他指定了一個期限，措辭更為嚴厲：“在1986年上半年以前，黃膠鞋一雙也不準在總廠的生產線上干了。到時候哪個生產線退不下來，我就先撤誰的職，等全撤完了，我再辭職。”
全廠嘩然。汪海怎么了？他想干什么？這次賣鞋成功的事實，不是證明老產品在農村和邊遠地區還很有市場嗎？再說要上新產品，企業有限的資產原料供應、設備負荷以及技術問題談何容易？人們覺得汪海能干是能干，就是膽太大，盡說大鼓詞。
汪海心里卻有自己的一本賬。他冷靜分析了當時全國制鞋業的形勢：全國國有大中型膠鞋企業有300多家，實力都相當雄厚。天津市的大中華橡膠廠、張家口橡膠總廠的實力都相當雄厚。而南方珠江三角洲地區個體的、集體的、合資的制鞋企業已發展到3000多家，深圳地區也有2400多家，其數量還在往上增長。而浙江溫州一帶就更別說了，他們在推出新產品的技藝和速度上更是壓倒群芳。在這種格局下，全國鞋的年產量已達到10多億雙。橡膠九廠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必須另辟蹊徑。如果不開發新產品，不開辟出一條新路，從根本上走出困境。
目標已定，大話也已說了出去，但是具體的就不能措施，卻還是一張白紙！怎么辦？前途一片茫然。
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變得焦灼暴躁。身邊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生怕惹得他發火。一件小小的事情終于激發了汪海的靈感：有一天，他在計劃科看到有的職工為廠里加工鞋盒，便問：“你們怎么干上鞋盒了？”
工人回答說：這是外加工。
他腦子里突然爆出火花，鞋盒能搞外加工，難道老產品就不能擴散出去讓別人干嗎？想到這個絕妙的主意，多少天來的壓力頓時煙消云散。他強制自己守口如瓶，先悄悄帶人“微服私訪”。
當時，鄉鎮企業還沒有完全起步，廣大農村除了擁有地皮和剩余勞動力外，在設備、技術、人才、資金等方面都很落后。有的廠家苦于沒有活干，搖搖欲墜。
汪海轉了一大圈回來后，便把自己的錦囊妙計和盤托出。
他在廠領導會上說：“在鄉鎮企業建分廠，把老產品逐步擴散出去。這樣，總廠的能源、設備、人力、物力就可以集中起來上新產品。這條路子咱一不需要上級投資貸款，二不用市里撥煤撥電；實施以后既可保住原有市場，又可開拓新道路，給企業帶來效益，并且也扶持了鄉鎮企業。”
他熱切地等待大家的反應，滿以為自己的豆子倒在了熱鍋里準能發出一陣爆響來。然而，得到的卻是一片沉默。
沉默往往是最含蓄，也是最執拗的反對。
在煙霧繚繞中，人們思考著兩個問題：
一、在中國的國營企業中，有誰這樣干過？
二、與鄉鎮企業聯營，國家政策許可嗎？結果，汪海成了孤家寡人。大家的態度很明確：這樣做一是危險性太大，二
是扶持了競爭對手不合算。沒法再談下去了，汪海只好宣布散會。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會后，有人拿他在干部會上的這個提案，做起了
文章，四處煽風點火，一下子在全廠引起軒然大波。
“汪海真不是個東西，廠子好不容易掙回來點錢，他又想折騰給別人，把咱碗里僅有的一口粥都給潑沒了。”
“哼，他可不管咱們有沒有粥喝，他只顧自己跑出去吃大魚大蝦，肥了自己，害了百姓。”
更有甚者，直接罵他是“賣廠賊！”
這時候的汪海，想到了職工代表大會，他希望工人們能理解他的這一方案。可是沒有想到職代會提了210條意見，其中182條，都是指責他的這一設想是賣廠。
回到家里，一向溫柔體貼的妻子黃淑蘭也沉不住氣了，勸他不要沒事找事。難道真的錯了？
做事開頭難，這事兒還是要和上級主管部門打個招呼，贏得他們的支持。唉，誰讓咱們是國營企業呢？汪海跑到上級機關，話剛和人家說到一半，就見對方合上了筆記本，那眼神分明是在說：汪海，你真能異想天開啊！
這一下子將他從興奮的頂點跌落到苦悶的深淵。
但深陷四面楚歌中的汪海并未罷休，一種急于改變現狀的強烈沖動和欲望，迫使他大膽決定：只身闖市府！
想要見到市委書記并非易事。他要說服警衛放行，要說服秘書引見。他拿出一股蠻勁費盡口舌，終于見到了市委書記劉鵬。
劉鵬和藹地接待了這位工廠的黨委書記，聽他講明了來意后，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新思路。他把秘書叫來坐在一旁記錄，然后說：“你談的事情很重要，請接著講。”
劉鵬在出任市委書記前曾擔任山東省分管工業的副省長，對企業改革的宏觀走勢自然有著高屋建瓴的眼光。他聽完汪海的匯報后，方臉膛上煥發出光彩，興奮地說：“如果我們每一個企業的領導，都像你這樣大膽地去想，深入調查，事情就好辦得多了，你放手去干吧，先搞個試點，遇到什么問題，可以直接來找我。”
得到市委書記的支持，汪海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他捧著這柄尚方寶劍，興沖沖地回到廠里，組織精兵強將，向廣闊天地進發了。
汪海進發的第一目標是黃島。黃島位于膠洲灣的西海岸，與青島市區隔海相望，被稱為“海西”。這個島靠海邊有個薛家村，村里的農民世世代代以捕魚撈蝦為業。責任承包制后，他們集資辦了一家工廠，名曰橡膠廠。廠名聽起來很氣派，實際上它的規模只是個小作坊。幾排趴在地上的小瓦房，里面轉動著幾臺老掉牙的機器。工藝管理落后，原料來源不足，市場銷路不暢，連年虧損，債務累累，成了鎮里的一大負擔。但就在這時——1984年6月，甘霖從天而降，汪海出現在了黃島面前。汪海的手和這個廠的廠長手緊握在了一起。
從此，奄奄一息的黃島橡膠廠被改造成為九廠下屬的二分廠。
薛吉勝怎么也沒想到，6年以后，他這個農民竟然在全國人民面前露臉了。1990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上，他跟隨汪海，以企業家的身份出現在演播大廳里，當他手捧鮮花，面對攝像機時，他的心情有一種說不出的激動。
他忘不了，汪海渡海而來，言傳身教，使他增長 了很多企業管理的知識，漸漸有了一套企業主管所具備的經營頭腦。
他忘不了，計劃科長劉守芳拖著病樣的身子進行工廠的改建工作。在挖地下烘干房時，突然出現大面積滲水。劉守芳毫不猶豫地挽起褲腿，跳進坑里，同工人們一道向外清理泥水。在他的帶動下，工廠從破土動工到正式投產，只用了45天，而老劉卻被累垮，送進了醫院。
他忘不了，九廠的設計人員來了，幫助他們設計模型，設計鞋面結構，設計花樣；九廠的技術人員來了，幫他們增減原材料化驗員、膠料半成品快速檢查人員、成品檢驗員；九廠的財務人員來了，幫他們建立了科學的原材料消耗定額、生產人員的工時定額。而且，支援源源不斷，從微觀到宏觀，從局部到全面，從理論到實踐，從物質支援到人才培訓，使得他們全部拋棄了過去的舊套子、舊路子，從債務和虧損中挺起了腰桿子，向著效益不斷邁進。從1983年到1986年，僅用了3年時間，就形成了以生產布面膠鞋為主，年產100萬雙鞋和其他橡膠制品的生產規模。
如今的薛家島，已發展成青島遠近聞名的雙星村了。當年土頭土腦以捕魚摸蝦為生的農民們，如今穿著自己生產的鞋，跺跺腳、拍拍胸，自豪地向人們宣稱：“咱是雙星人！自從踏上了雙星這條路，咱走得豪邁，走得讓人羨慕。因為咱的背后，有一座大山。”
汪海還在很短的時間里，在山東10個縣、一個市建立起了13家聯營分廠，一年加工鞋幫和制鞋的產值加起了可達1億元。
與此同時，他們的腳步還走向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在西雙版納和烏魯木齊也聯營辦了分廠。
到了1985年，當黨中央提出了橫向聯合后，九廠的人們這才恍然大悟 ：汪海搞的老產品擴散不是跟這一個意思嗎？只不過叫法不同罷了。看來，當年汪海這個“賣廠賊”，對了。
總比別人先走一步的汪海，這次有比別人先走了一步。
這一步，后為雙星后來的發展中最為關鍵的一步。 3.敢賣就敢夸
我們長期喜歡講“階級斗爭”，并樂此不疲。
然而歷史走到今天，當你一旦進入市場后，你便會驚奇地發現，階級的概念，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至少，是模糊不清的。
市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經營，靠的是競爭，而不是空喊口號，搞政治運動。作為黨委書記的汪海，腦子里天天轉著“市場”兩個字。就在九廠生產轉入正軌，新開發的“雙星”牌產品在流水線上源源而出并走向市場時，一件小事，卻讓汪海羞愧得無地自容。
為了打市場，汪海帶隊風塵仆仆地來到大西北一家百貨商場。商場經理發現這幾個外鄉人站在鞋柜臺前指指點點，向售貨員問這問那，便好奇地問道：“客從何來？”
汪海告訴人家：“青島橡膠九廠。”經理噗嗤一聲樂了：“啥？香蕉酒廠？香蕉酒廠打聽鞋干啥？”
“我們是做鞋的呀。”汪海指指柜臺里的鞋。
“怪了，香蕉酒廠不做酒，反倒做起鞋來了？這改革改到這個份兒，莫非我是跟不上形勢了？”經理嘆了一口氣，頭一搖，走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人家不了解情況，只是說說而已，但汪海的自尊心被深深刺痛了。走出商場好長一段路，汪海都默默無話。丟人啦！
青島橡膠九廠從1921年建廠到解放后成為國有制鞋大企業，算起來做鞋也做了幾十年了，可企業至今無人知曉，產品更是名不見經傳。現代經營企業產品的知名度是密切相關的。先別管產品行不行，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這怎么行？
“王婆賣瓜，自賣自夸。”這句話過去一直是貶義，現在恐怕得重新評價這王婆的才能，因為這老太太最起碼懂得一條經商之道——“宣傳”。
回到青島的路上，汪海邊走邊想：我們本來就是做鞋的，我們自己不宣傳，誰替我們宣傳？何不在新開發出來的“雙星”牌產品上下些血本呢？作廣告花錢多效果未必好。現在很少見有什么企業在自己產品上開新聞發布會，不如多請來一些記者，開個新聞發布會，幾杯清茶，一頓飯菜，讓各報發個消息，這樣既省錢又見效快，宣傳范圍也廣。
主意一定，汪海再也坐不住了。馬上讓宣傳處起草消息稿，四處打電話，請人。汪海說，咱們這可是開了企業的先例了，發動各種關系，要請就請最好的，請中央的，請省里的，請市里的。
于是1984年11月14日，全國第一個由企業自己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在青島市橡膠九廠首次開場了。到會的有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體育報等中央和省市新聞單位43家。
會上，各路記者，被這位敢為天下先的山東漢子的口才吸引住了。汪海向記者們作了《立志改革創新，增強企業活力》的專題發言。他首先講：“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可以斷定競爭將日趨激烈。作為生產經營不可缺少的信息，宣傳顯得愈加重要。可以說，新聞媒介是企業的千里眼、順風耳，得到新聞界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通過新聞界 ，擴大我廠在國內外市場的影響，建立強大的國內外信息聯絡網，真正讓‘雙星’創出名牌，占領市場，這是我們企業發展的指導方針。”
記者們沒有想到這位有著“全國首屆10大企業家”頭銜的人物，肚子里竟有如此一些道道。而汪海在這次會上，大放異彩。他向記者們詳盡地介紹了企業的改革情況和未來規劃，并領著他們參觀了車間和產品。最后，他捧出了新開發的“雙星”牌膠鞋送給了記者們。
他特意聲明 ：“我可不是送禮，而是請你們試穿三個月后必須返回質量信息。”
記者們滿意而去。
有人說 ：“汪海賣鞋，敢賣也敢夸。”
汪海聞之，哈哈大笑：“效果不錯嗎？”
整個會議最后一清賬。包括所送的鞋在內，共花去了7000元。
按說，汪海這仗打得挺漂亮。但第二天興沖沖地去上班，卻發現周圍人們看他的眼神有點不對勁。他召集部門領導開會，會卻開不起來；他想問問自己的得意干將，干將們也借故避而不見。
這是怎么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原來，新聞發布會剛降下帷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便開始整起了他的黑材料，連夜向上級告他的狀：說他辦了這么一個新聞發布會，是假公濟私，撈取功名，大吃大喝，浪費錢財……
汪海一聽，火了：媽的，這不是胡扯淡嗎？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不做事沒事，做事就要出事。我們發布會是為企業，我自己又沒花一分錢，怕什么？雖然由企業自主召開新聞發布會以前沒有人干過，上面的紅頭文件也沒做過此類規定，但是，與其他花錢打廣告宣傳企業的產品一樣，有什么不對的呢？他認為此舉符合中央提倡的改革精神，決定不予理睬。
不過還得把工作做通。他把那些嚇得躲到一邊去的干將們找了來，狠狠地訓了一通：“想不到遇上這么點事就把你們嚇得縮回去了，那咱們還怎么一起為企業打天下？天大的風險，由我汪海一人承擔，你們該怎么干還怎么干。我就不信，幾個小泥鰍能翻起大浪來！”接著，汪海又說道：“我是花了7000元，可都是為了企業的市場宣傳。為企業走向市場、占領市場，我行使的是正當職權范圍內的廠長基金，能有什么錯？天塌不了。這些狗屁不懂的人啊？由著他們去折騰吧！”
汪海低估了那些人的能量。
兩個月后，上級部門突然下決心，要解決汪海的問題。
市紀委和橡膠公司組成調查組專門來到廠里，要調查汪海上任以來違反制度的一系列“腐敗”問題。
但就在調查組跨進廠門的那天，汪海卻懷揣著印有“廠長”字樣的名片，前往機場，要到日本去考察。
“我們來，他卻走，什么意思？這汪海也太目中無人了！”被晾在廠門口的政府官員們大為光火，難下臺階。
而此時的汪海，已坐在了飛往日本的飛機。
4.不要“鬼子”的生產線
汪海出身于農民家庭，卻不是一個封閉的人。
他深知，知彼知己，方能百戰不殆。只能走出國門，開闊眼界，才能更好地走自己的路，走穩自己的路。
于是，他決定考察日本。
然而，首次踏入日本島國的汪海，心情卻是復雜的。
40多年前，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所犯下的侵略罪行，讓幾代中國人都無法淡忘。1973年，中日建交時，汪海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感到不可理解。
是的，必須承認，從感情上講，汪海不愿意和任何一個“日本鬼子”打任何交道。
但是，汪海又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他們從戰敗國的廢墟上爬起來，抓住世界經濟的調整與新技術革命的第一個機會，把經濟搞了上去，躋身到發達國家之列。
汪海知道，制鞋業對日本來說，已經是夕陽工業了。就是說，他們早已不再發展過去年代的制鞋產業了，而是把這一產業以高勞務費用形式轉讓給南韓、臺灣以及中國大陸，甚至橡膠九廠也一度生產過日本的訂單。現在的日本，有許多已經或即將淘汰的生產線，等待著想發展制鞋業的國家前去購買。
抵達日本后，望著滿街匆匆忙忙、擦身而過的日本人，汪海心底實在不服氣。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先生，可如今，我們卻落后于他們，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日商岡正澤熱情地接待了汪海一行。岡正澤的算盤撥得很精：如果這次能與汪海成交60萬美元的冷粘鞋生產流水線，他從中便可以凈賺10萬美元。不知日本人是怎么弄清汪海一行人與中國官員們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的。日本人明白，盡管他的協議是和中國國家有關的部門簽訂，但汪海是買主。因此，他以一個日本人的精明，對汪海一行一點也不敢怠慢，真正做到了殷勤備至。
汪海在東京轉了幾個企業，看了幾條生產線，并不十分滿意。他給日本下了一個結論：“你們這里的月亮并不圓，這些生產線不僅夠不上最先進，操作時還彌漫著有毒氣體，工人的勞動強度仍然很大。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東西。”
汪海的不滿意，讓岡正澤感到發毛。
汪海提出要再多看幾條生產線，岡正澤只好答應。同時請吃飯，又導游觀光。他知道要做成這筆生意，對這些第一次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來說，有必要做出大量的感情投入。可是，他發現這些中國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中國人，總是以挑剔的眼光看著他推薦的一條條生產線。
在東京到大阪的高速列車上，岡正澤再也忍不住了，他面帶笑容，卻語中藏鋒地對汪海說：“既然協議書已經簽訂了，汪先生也經過實地考察，我看是不是就盡快買了吧？”
汪海天生就有一種大將般的外交風范，他大眼一瞪，字斟句酌地說：“協議書的誠意是不成問題的，但既然有實地考察的必要，就說明原先的協議是兩可的呀。”
岡正澤再也無話可說。
到了古城京都，岡正澤繼續采取攻勢：“汪先生已經看了七條生產線了，總有一條是滿意的吧？”
汪海誠懇而又坦率地說出了他對七條生產線的看法：
“說真的，我們很想引進先進設備，可惜貴國這些生產線并不像先生說的那樣先進，更沒有想到流水線上彌漫著嚴重的有毒氣體，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同意工人在有毒的情況下作業。”
岡正澤做了一輩子生意，從來沒有見過這么難對付的客戶。他一點也沒想到，中國的這位“廠長”，算盤打得比他還精
出國前，汪海和科技人員早就對美國、原聯邦德國、意大利的制鞋技術做了研究。這次出來，他抱定兩個主意，一是要高起點。既然要引進，就引進真正屬于當今世界最先進的設備。二是以看為主。好不容易出來了，就要把外國技術看個夠，知遍天下，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才能在今后企業設備的更新改造中，知道哪些確實必須引進，哪些尚待自己開發，自己研制超越。
在南方小城米子，岡正澤做著最后的努力。他說：“領汪先生到這么偏遠的地方來，我想您會滿意的。因為這里是最后一條，也是最好的生產線了。價格嘛，可以大大地優惠。”
夜是那樣的幽靜，小小的旅館里，汪海一行圍坐在榻榻米上毫無睡意。買，還是不買？明天就要最后表態了，大家眼睛直盯著汪海。不錯，日商已向他們提供了日本最好的流水線，而價格也一壓再壓，壓到了27萬。這不能不說對方是不惜血本了。
“我看還是選一條最好的買了吧，咋說也是日本最好的啊！”
“前不久，國內一家企業買回同類生產線，花了60萬美元，如果咱們真能27萬美元買回去，到哪里去找這樣的好事呢？”
隨行的工程師們發表著自己的看法。
“再說，家里的調查組還不知道在怎樣查你呢，要是買不回去，豈不是又白白添了個出國旅游的罪名？”
這些問題汪海并非沒有考慮。幾天來，身在日本的他，腦海里總是不時地映出日本電影《追捕》中杜丘的形象。這位由硬漢高倉健飾演的警察，身后被自己人誤會和追捕，卻始終冒死與惡勢力相斗的情景，使他很自然地聯想到自己。
影片中的杜丘最后終于取得了勝利，他呢？在企業改革的進程中，他只要做一件事，就總能引起一些人的憤怒。而且他們上面有人，權力還相當大。假如這次調查組偏聽偏信，他就會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如果被撤，那么，自己一切的抱負、理想皆付之東流。想到這些，他感到煩惱至極。 已是凌晨3點，汪海一直瞇著眼睛，默不作聲地聽大家討論。
等到大家都無話可說時，他講了四點意見：第一，據咱們掌握的資料看，日本的設備并不是世界超一流的，而且操作時彌漫有毒氣，勞動強度仍然很大。
第二，我們空手回去，并非沒有收獲。起碼了解了日本的情況，拆穿了“東洋鏡”。膠鞋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有些工藝三年五載甚至永遠不可能實現自動化。國外有些生產價格昂貴的國際名牌鞋的廠家，也不過用一些很一般、并不復雜的設備，關鍵在于工藝和質量，這就使我們增強了追趕的信心。我們完全可以制造出比他們更先進的無毒作業流水線。 第三，咱廠底子薄，剛剛能有飯吃，湊起手頭的這60萬美元已是求爹告娘了，就是以后真要買也要有選擇地買部分單機，無論如何不能買整條生產線回去，不值得。 第四，罵我們出國旅游，只罵一陣子，罵一個小角角。但是，如果買一條有毒的、并不先進的流水線回去，工人們將罵我們一輩子，日本人也會因此小視我們中國。 對國家對民族強烈的責任感，讓汪海收緊錢囊，打道回國。臨上飛機前，分文沒賺的岡正澤不得不由衷地向汪海豎起了大拇指：“汪先生很精明，愛廠愛工人。中國來談判的，像你這樣帶了幾十萬美元又帶回去的，實屬罕見。” 在這一場沒有硝煙的商戰中，兩人后來竟成為至交。多年后，岡正澤還特意派他兒子來中國，拜汪海為師，學習經營之道。這說明了什么？ 從日本一路風塵回到青島的汪海，走出火車站時，廣場上空空蕩蕩——沒一個來接他。 “通知辦公室了嗎？”汪海問隨行人員。 “通知了。” “給廠里打電話，問問我下臺了沒有？” 他想，出國在外一個月，誰知道家里鬧成個什么樣子了，倘若自己已被端了鍋，趕下了臺，那么就老老實實先坐公共汽車回家吧。 打電話的人回來說，書記沒換，還是你。 汪海頓時來勁了：“再去打電話，通知辦公室馬上派車來接！”他執意要大家等廠里的車來接，并非要這個派，而是憋著一股火，要爭一口氣。 廠里的車，最后還是來了。 然而，當汪海扛著一箱從日本買回來的樣品鞋，回到家里時，老伴對它說的第一句話卻是：你父親是喊著你的名字離開人世的……汪海猶如晴天霹靂，他木樁般僵立在那里，淚水滾滾而下……后來，妻子還告訴他，廠里來人說，市紀委發來最后通牒，要他一下火車，立即就去紀委報到，檢查交代問題。
汪海憤怒了：“他娘的，這是哪兒出了毛病？我看是經濟體制這架機器有病。你想放開手腳干事業，總是有人在等著抓你的毛病。這種人是一切運動的主力軍，是劃圈干部，是劃圈能人。他們除了干這些事兒，他娘的還能干什么？有這種人在，中國這條龍就不可能飛起來！”
歷來忠孝不能兩全。當汪海在青島安下家后，就把風燭殘年的父母親接到身邊住下，一心想讓老人安享晚年。工作即使再忙再累，有時要住在廠里督陣，他也要在周末抽出兩個小時回來向父母問安。臨去日本前，父親就生了病，臥床不起，母親和妻子都勸他推延幾天再走，但父親知道兒子正為廠里引進新設備后，堅決支持兒子出去。他相信自己能等著兒子回來。可是生命無情，父親終于沒有等到與兒子見上最后的一面，便撒手而去了。
中國，到底應該是庸人管能人，還是能人管能人？究竟是畫圈的管干事的，還是干事的管畫圈的？ 5.奴才好做，人才難當
汪海料理完父親的后事，便帶著材料，一步跨進了紀委大樓。他要去找那些官員們，把自己的事情解釋清楚。
一走進辦公室，只見市紀委正、副書記三人正襟危坐 ；四個秘書，分坐兩旁，每人面前放著一個記錄本；七個人個個板著面孔，眼色冷漠，像在盯著一個罪犯。
汪海一見這架勢，本能地產生了抵觸情緒。
“誰找我？”汪海明知故問。
“我找你。”副書記說。
“你是誰？”冷峻中不無輕蔑。
副書記一愣神，報出自己的大名。
“你找我來說什么？”
“據群眾反映和我們的調查，你錯誤地召開新聞發布會，還大吃大喝，亂發禮物，揮霍國家錢財……”
罪名還沒羅列完，汪海就跳了起來。
“你們今天擺出三堂會審的架勢唬不了我。新聞發布會是改革的產物，你政府能開，我企業為什么就不能開？按國家企業的政策規定，我企業一年招待費是2萬元，而我開會才花了7000元。用的是企業允許花的錢，是在我正當的職權范圍內的，這犯了什么法？你們給我扣一頂亂發禮物的帽子，可是你們知道給記者送雙鞋還發了試穿證嗎？3個月后，他們要給我返回質量信息，這有什么錯？”
“你不但給記者送鞋，據我們調查，你們自己也多領了15雙，這15雙鞋干什么用的？”
“工作人員是多領十幾雙，這不假。但我沒讓他們動一雙，至今還都封存在辦公室的柜子里，你們現在就可以去查。”
“那么，擺宴席、大吃大喝呢，你作何解釋？”
“幾個菜一個湯，那叫什么宴席？開會期間我陪著記者們一起吃了飯，而效果是什么，你們知道嗎？30多家新聞單位都發了消息，連香港報紙也作了轉載。”他掏出一卷報紙摔到桌上。
“你們睜眼看看吧，這就是事實。別的企業用錢打廣告是宣傳產品，我請新聞記者來同樣是宣傳企業、宣傳產品。如果這也算錯誤的話，那企業還怎么搞？”
一陣連珠炮似的反問，搞得對方啞口無言，一貫以正確自居的紀檢委干部們哪里見過如此猛烈的抗拒。副書記的臉氣得青一陣、白一陣：“汪海，你太狂妄了！今天，你到這里來是承認錯誤的，還是強詞奪理來為自己辯護！”
汪海不吃這套，你拍一下桌子我拍兩下。“啪啪”兩掌下去，震得四個秘書捂住了耳朵。
“承認什么錯誤！我是共產黨員，在政治上與你們是平等的，為什么不能為自己辯護？”
“你要清楚你現在是站在什么地方？”
“我很清楚我是站在你們政府官員的地方。我就是要看看你們到底講不講道理？”
雙方劍拔弩張，各執一詞。
桌子拍得震天響，誰也不讓誰。
“你再拍！你再拍一下桌子，我就把它掀了！”汪海逼到副書記跟前，獅子般吼著，氣勢奪人。
鬧到這般地步，紀檢委書記不得不出面圓場：
“大家冷靜冷靜，問題還可以慢慢談嘛……”
“談什么？還怎么談，我要是奴才，早就怕你們了，不敢和你們鬧了。可惜我不是。”
汪海說完，轉身甩門而去……
半小時后，他敲開了市委書記劉鵬的門。劉鵬說 ：“我就知道你會來找我。”說著，從桌上文件夾里取出一份材料，“這是市紀委、市整黨辦聯合上報的材料，準備在全市縣團組干部中第一個抓你的不正之風，但是我一直沒有簽發。我想更多地了解一些情況，也想聽聽你本人的意見。”
望著市委書記老練、沉穩的神態，汪海暴怒的情緒頓時平靜下來，他從西北之行被誤認為是“香蕉酒廠”談起，一直談到在市紀委如何拍桌子大干了一場。
劉鵬聽罷，面露欣賞之色。
好你個汪海，沒看出來，還是人才呢！劉鵬知道企業借助新聞媒體宣傳企業和產品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城市改革剛剛開始的1984年，不能不說是一種探索。給每位記者送一雙鞋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問題是人們對此還缺乏認識，所以才有了這起“槍打出頭鳥”的風波。
劉鵬十分同情汪海的處境，他說：“中國該辦的事情太多了，但是由于人們受陳舊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法的影響，造成該辦的事你辦了，卻認為你不應該辦，不該辦的事你辦了，卻因為人們的習慣勢力反而認為是正常的、自然的。這就是我們改革面臨的阻力。”
劉鵬決定為汪海正名。
他深入基層，了解情況。當他把事情的真相搞清后，認為汪海的做法沒什么錯，那個材料也就不再下發了。
事隔多年之后，汪海說起他的創業時期，還說多虧遇上了劉鵬這位高瞻遠矚、膽識過人的市委書記。他感嘆道：“在中國的官場上沒有靠山是很難成事的。但是我與劉鵬書記沒有任何私交，惟一兩次去見他，都是陷入困境后找他解決問題。如果沒有他的支持，雙星早就被人打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