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網手記：雙星集團的發展是和一個人永遠分不開的，這個人就是汪海。回首雙星集團30年改革發展史，亦是汪海企業經營思想理論實踐的30年，是社會主義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史的一部精彩大戲。做為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中目前唯一一位仍然活躍在國企改革市場一線的幸存者，汪海經受住了來自各方面林林總總的考驗甚至是發難。汪海沒有倒下，而今天的雙星同樣繼往開來，蓬勃發展。可以說，沒有汪海，就沒有今天的雙星；而沒有雙星，也不會有汪海精彩的人生劇！（青島新聞網 張國勇）
“帽子”企業家
——雙星集團總裁汪海30年改革記
雙星集團總裁汪海是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中目前唯一一位仍然活躍在國企改革市場一線的幸存者。近些年來，凡見過他的人，都會被他獨特的“雙星包裝”所吸引。一年四季，他從上到下、從衣服到鞋子都是“雙星名牌”，他自然就是“雙星名人”。而在這身“雙星包裝”中，最打眼、最具特色的就是他頭上的“紅帽子”了。那是一頂紅色的雙星運動帽，不僅遮陽擋風，對汪海來說，這頂紅帽子更象征著他的雙星事業紅紅火火。而雙星，也正像他所期望的那樣，在中國改革開放的30 年間，經歷了這個全過程而不斷發展壯大起來，成為母體鞋業的“一枝獨秀”；成為產業延伸，向輪胎、機械等行業成功跨越的后來居上者；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擺脫計劃經濟的桎梏，走上市場的成功者。
2008年9月9日，雙星誕生87周年的日子，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到來之際，也是雙星改革進市場30周年。為此，雙星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就是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汪海以“帽子”為主題，回顧了他帶領雙星這個當年瀕臨破產的膠鞋廠經歷30多年的風風雨雨不斷前進的艱難歷程。汪海總結的30年30頂“帽子”，讓與會的新聞界人士感慨不已。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一聽“扣帽子”人們就會想到“地主、壞分子、反革命”等，只要被帶上了這樣的“帽子”，這個人在政治上一輩子也就完了。因此，中國人一聽到“戴帽子”或“扣帽子”這個詞，多半就會想到壞事臨頭了。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受到沖擊最早、最大的莫過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門檻低、競爭市場化的行業，雙星母體制鞋業就是典型的最早被“斷奶”推向市場的。如果墨守陳規、固步自封，就面臨市場的吞噬，那些倒下的企業就是明證；而如果探索開拓、革故鼎新就會被質疑，所謂“木秀于林”，中國人應該太理解這種現象了。雙星改革進市場的30年，正是頂著不間斷的埋怨、質疑，甚至非議、誹謗，而艱難前進的。作為對雙星發展歷程有所了解的媒體來說，多多少少都會知道汪海就是屢被質疑、屢被“扣帽子”又屢屢化險為夷的。特別是改革進市場早期，似乎哪一頂“帽子”都會壓垮雙星和汪海，可每一次驚險過后又都歸于平靜。因此，汪海說，他不僅是國企改革的先行者、實踐者、成功者，他更深的體會，自己是冒險者、幸存者。
本報發表這位“帽子”企業家的傳奇經歷，旨在記載汪海帶領他的雙星30年走過中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不凡歷程；以雙星這個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國企改革的縮影，來形象地反映舊傳統、舊觀念對企業改革的束縛；說明雙星以一個勞動密集型的老國企，所走過的改革路、所取得的發展奇跡是極其艱難的。今天年輕的企業和年輕的創業者應該懂得現在發展環境的來之不易，好好珍惜機遇，做出自己的一番事業。
1、 “無法無天”的帽子。
那是1983年，雖然改革開放的時代已經到來，但當時共產黨人還不認識、不承認、不理解市場，企業還是在計劃經濟統購包銷的體制當中，不能私自銷售產品，當時雙星集團的前身—橡膠九廠就不能自己賣鞋。但是，畢竟市場經濟已經萌動，對于橡膠九廠幾十年一貫制的老產品——解放鞋，市場已經發生了改變，到1983年底，橡膠九廠的解放鞋就積壓了200多萬雙，中百站雖然不再按下達的計劃收購產品，還是不允許企業自己賣，沒人敢破這個禁區。汪海上任橡膠九廠黨委書記的第一個月，企業就陷入了發不出工資的困境。
在找商業部門和上級主管部門都借不來錢的情況下，汪海提出：我能做鞋不能賣鞋嗎？于是，在企業五點下了班青島二級站駐廠人員走了以后，汪海就利用濟南二級站要到青島二級站買鞋存在利差這個價格杠桿，偷偷地賣鞋給濟南二級站，進了市場。就因為偷著賣鞋，汪海被戴了個“無法無天”的帽子，這以后，商業部門決定不僅不要橡膠九廠的老產品，所有的新產品也都不要了，這斷了企業的依賴思想，最終使雙星走上了自營銷售的道路。
2、 “黑老大”的帽子。
1983年，汪海上任橡膠九廠黨委書記的時候，正是改革春風剛剛在工業戰線掀起第一次浪潮之時， 青島市號召進行企業整頓，橡膠九廠是青島市有名的“文革重災區”，廠里派系林立，關系復雜，邪氣當道，改革環境極為惡劣。汪海就教育引導收服了兩個幫派的頭目做了他的“哼哈二將”，發揮他們積極的方面，在企業整頓中沖鋒陷陣。企業的正氣逐漸樹立起來，走上了發展生產的良性軌道，汪海卻落了頂“黑老大”的帽子，激起了社會上的廣泛議論。
3、“比日本鬼子還壞”的帽子。
文革時期，喊著“抓革命促生產”，實際情況卻是“只革命不生產”，打著革命的幌子，搞“打、砸、搶”，無組織、無紀律，荒廢了企業管理，敗壞了企業風氣，企業面貌“臟、亂、差”。為改變這種局面，汪海提出了“嚴、高、細”的管理新標準，一切從嚴，細化管理，剝奪了那些根子硬、有關系、遲到早退、上班打撲克、干私活干部的特權，整治了工人的懶散作風，使企業在短時間內走上了正常的生產經營管理軌道。可是，因為干部工人們一時難以適應這種嚴格的管理，其他企業又滯后于雙星的管理改革步伐，竟然給汪海扣上了“比日本鬼子還壞”的帽子。可嚴格的管理恰恰是雙星這么多年崛起于市場、屹立于市場的根本。
4、“和中央干部路線對著干”的帽子。
在用人上汪海始終堅持這樣一個觀點，即：不論是在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也不管是哪個國家，什么民族，從古到今都是能人起來革新。而我們今天搞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能人用起來。而所謂“能人”，就是有思想、有才華的人，一紙文憑很難說明一個人的實際能力。因此，汪海打破了干部職工的身份界限，誰能耐大誰來坐“交椅”，干部都成了“黑板干部”，干得好留任，干不好就會被抹去，這激起了許多計劃經濟時期“太平大爺干部”的不滿，更加因為汪海提拔了兩個年齡近50歲、有管理經驗卻沒有學歷、沒有文憑的老工人當基層管理干部，被扣上了“有意跟中央關于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干部路線對著干”的帽子，告狀告得滿城風雨。可雙星發展的事實證明，“不看文憑看水平、不論學歷論能力”正是適應于市場經濟的、契合實際的企業人才戰略。
5、“拉新山頭搞新宗派”的帽子。
人是企業整頓改革中最關鍵的因素，進了市場，就必須調整干部隊伍，任用能夠適應市場要求的能人，可是，原來那些占著位置混日子被撤換的干部就對汪海心懷不滿，比如，一些退居二線的老干部；一些“文革”中竄上來的、沒有真憑實學的造反派干將；計劃觀念很重，跟不上形勢的人；仗著上面有靠山，長年沒人敢管為所欲為的人；能力平庸不適應被免職的人，等等，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平白無故被撤換，都把矛頭對準了汪海，飛短流長、惡語中傷，給汪海扣上了“拉新山頭搞新宗派”的帽子，到處告狀。在這樣的壓力下，汪海義正詞嚴：說我拉幫結派也行，但我不是營私，我就是要把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召集在一起干事業，告到中央也不能說我錯。終于邪不壓正，逐步在企業創造了正義、正氣的改革環境。
6、“唯生產力論黑后臺”的帽子。
在“文革”那顛倒黑白的年代，宣揚“白卷英雄”、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狠批走“白專道路”的知識分子，工廠鬧革命，只要稍微放松了“革命”，拿出精力抓生產，就會被扣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甚至有的人眼睛近視也不敢戴眼鏡，怕戴上眼鏡就會被認為“白專”。當時，橡膠九廠的一對技術人員夫妻醉心于順丁膠應用于鞋底的科研項目，一些人就認為這對夫妻搞“夫妻配方”，走“白專道路”， 想成名成家，遭到了持不同觀點人的反對。汪海深知科技創新對企業的重要作用，一直堅持“科技是市場競爭的法寶”，他肯定了這對夫妻的研究項目，并經常和他們一起進行配方試驗，承擔著政治風險大力支持搞科研。“文革”后，這一科研成果獲得了省科協一等獎，國家科研三等獎。雙星得益于這項成果，生產了聞名全國、遍銷山區的“開山鞋”。可是當時的汪海卻被扣上了“唯生產力論黑后臺”的帽子。
7、“目無組織”的帽子。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召開產品訂貨會統統歸商業部門，企業沒有權利、也沒有號召力組織全國的商業部門來一個企業訂貨。而到了1986年，雙星已經成功地將老產品擴散到鄉鎮企業，企業開發投產了許多新產品，形成了系列化、多品種、多花色的產品特色。因此，汪海大膽決定在青島雙星總部以企業名義召開產品訂貨會，展示了企業的實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汪海則被扣上了“目無組織”的帽子。
8、“大吃大喝、揮霍國家錢財”的帽子。
現在，無論政府部門還是企業，開個新聞發布會是稀松平常的事。而這事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企業就又成了“犯忌”的事。1984年11月，雙星組織了中央省市的50多名記者召開新聞發布會，記者們回去后，對雙星企業和產品進行了許多報道，連海外媒體都轉載了這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鮮事。看到這個結果，汪海喜滋滋地去了日本考察引進新設備。可是，他前腳走，后腳青島市紀委和橡膠公司的聯合調查組就進駐了橡膠九廠。汪海去日本28天，調查組就調查了28天，查明這個新聞發布會花了6700塊錢，送了每個記者一雙試穿鞋，給汪海扣上了“大吃大喝、揮霍國家錢財”的帽子，還擬好了對汪海“隔離審查”的文件，就等著市委書記簽字了。幸虧書記沒有僅聽一面之詞，否則，很可能中國就少了一位優秀企業家，而多了一個委屈喊冤的“上訪戶”。
9、“有野心、想往上爬、看不起地方領導”的帽子。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雙星調整產品結構，引進了德國最先進的代斯碼注射機，第一個生產出了高檔的PU注射鞋。這種鞋柔軟、舒適、輕便、防滑、耐磨，尤其適合老人穿，于是汪海就送給中央領導試穿，獲得了高度評價。可是，現在看來絕頂高明的產品宣傳策略，卻被別有用心的人扣上了“有野心、想往上爬、看不起地方領導”的帽子。
10、“個人崇拜”的帽子。
中國人對語錄這個詞很敏感，這么多年，被全國人民熟知的就是“毛主席語錄”。其實，“語錄”的本意就是某人言論的記錄或摘錄。在雙星，干部員工們覺得汪海講的話都是大實話，對他們的工作有警示作用，因此就摘錄下來掛在工廠車間里。可有關部門、有關領導卻不這么認為，他們硬是說汪海搞“個人崇拜”。終于“汪海語錄”的風波傳到了原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會長袁寶華和原化工部部長顧秀蓮那里。為此，顧副委員長親自來到雙星考察，看了之后，肯定了雙星員工的做法，說“汪海語錄”講的都符合企業的實際，沒有什么不好，還寫了一篇考察報告《國企改革的成功典范》發表在《經濟日報》上，這才平息了“語錄風波”。
11、“搞封建迷信”的帽子。
雙星最早進行生產基地轉移，最早招用農民工。那時，從農村招來的員工不接受“干好質量就是為人民服務，質量是企業的生命”等傳統教育理念，粗制濫造，汪海就發揚傳統“佛”文化精髓，提出了“干出最好的產品質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積德”。雙星這種繼承傳統文化精髓用于企業管理的求實態度得到員工的認可，也被世界理論界所重視，1995年，汪海還在新加坡以此為主題做了有關企業管理的演講，得到高度評價，并被美國名人傳記協會舉薦為世界風云人物，可這種企業不用花錢又有實際效果的管理辦法長期以來卻被扣上了“搞封建迷信”的帽子。
12、“王婆賣瓜自賣自夸”的帽子。
現在企業廣告已經無孔不入，可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觀念卻是“好酒不怕巷子深”。汪海最早在中央電視臺打廣告，社會上就議論說哪有自己的產品自己吹的？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沒個好。現在我們看來正常的事情，在那時一切都不正常，因為那時不承認市場。現在一切都是市場，一切都要有人去創。汪海之所以被扣了許多“帽子”，那也說明，汪海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這正是市場經濟最可寶貴的特質。
13、“搞獨立王國，自成體系”的帽子。
計劃經濟年代，國有企業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是通病。雙星最早進了市場，就得按市場的規律辦事。市場不養閑人，汪海上任后改革“開三刀”，這第一刀就是機構大調整，人員大精簡，把27個科室壓縮到13個，行政管理人員由400多人減到了200人。這種縮減合并涉及到各個科室，在撤并保衛科和武裝部時，居然驚動了國家勞動部和中央軍委。中央軍委的領導親自到青島來了解這個事，還是當時的市委書記給搪塞了過去。汪海后來說，要不是當時的書記也覺得這樣改革是個方向，就這個事，我汪海也就玩兒完了。
14、“不務正業”的帽子。
30多年來，汪海一直堅持從生產經營一線獲取決策的第一手資料，一年中多數時間都在工廠和市場，許多決策就是在這種奔波的途中做出的，許多新產品就是在考察市場的路上開發成功的。特別企業進市場初期，汪海更是開著個老破車，經常到市場去轉。可是有人對此就不理解，他們認為企業廠長不應該到處亂跑，就應該守在家里圍著政府轉，你不能出門，一出門就是不務正業。為了這個事，曾經在全青島市一個干部會上，市委書記沒點名的批評了有些人的觀點，等于支持了汪海，這才少了拿這個事到處說三道四的。
15、“不自量力想當大官”的帽子。
為了激發人的積極性，雙星最早在企業內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承包制，汪海把車間改成分廠，把供應、開發、銷售等科室改為公司，設經理，賦予部門一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這在當時那個年代引起了軒然大波。那時，能叫公司的都是局級單位，經理是很榮耀的職位，哪像現在社會上開玩笑說的：天上掉塊磚砸到10個人，其中九個是總經理，剩下的一個還是副總經理。因此，汪海的這一改革，被說成是嫌自己官小了，扣上了“不自量力想當大官”的帽子。
16、“游山玩水”的帽子。
進入市場，就要適應市場，就應該接觸市場、了解市場、研究市場，因此，考察國內外市場是汪海帶領下屬經常要做的。汪海考察市場就是真正的把自己融到市場，經常連飯都顧不上吃。出國考察更是為了節約費用、節約時間，光吃“雙星套餐”，所謂“雙星套餐”就是從國內帶去的方便面、牛肉干、大蔥，餅干什么的。依靠這樣的務實作風，雙星不僅很快坐上了國內鞋業的頭把交椅，而且出口創匯也是突飛猛進，從1988年獲得自營進出口權，到1995年，雙星年出口已經達到5000萬美金，絕對是行業的第一創匯大戶。可是，汪海這種真真正正干工作、實實在在考察市場的行為，卻被扣上了“游山玩水”的帽子。
17、“男女關系作風不好”的帽子。
在剛剛改革開放的時代，企業還不知道市場，仍然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中運轉，外出考察市場的事很少，帶著女同志出差的就更少了。而雙星進了市場，國內外考察的時候就很多，雙星是做鞋的，女同志又多，難免有女廠長、女開發人員經常隨同汪海出差。就這樣，汪海被扣上了“男女關系作風不好”的帽子。其實想想道理很簡單，在這個社會上，男人、女人享有同等的干事創業的權利，什么工作都是有男人干，也有女人干，為什么男人女人同行、合作、配合，就一定是“男女關系”呢？很正常的事，非得說成不正常，當時汪海只要帶著女同志出去就被這樣造謠，議論得全青島市都沸沸揚揚。
18、“賣廠賊、撈好處”的帽子。
雙星最早進行低成本擴張，1984年就開始橫向經濟聯合，以自己的技術盤活鄉鎮企業的固定資產，短時間內在山東省內建了13個聯營分廠，并走出山東，把聯營廠辦到了新疆等偏遠的西部地區，是低成本擴張的雙贏合作模式。可是在當時那個思想僵化的年代，一些人，包括雙星的主管部門青島市橡膠公司的一班領導都以“國家沒有政策、以前沒人這樣干過”為由，暗自盤算著“等汪海作大了，折騰垮了、把他抓起來就好了”。企業內部不理解的干部職工更是罵汪海“賣廠賊”、“拿著老祖宗的技術換魚蝦吃了，換酒喝了、光自己撈好處”，企業開職代會，210個代表竟然187票反對。但是，即使被罵“賣廠賊”，汪海也堅決地進行轉移，取得了先行一步、海闊天空的市場先機。
19、“在城里干不下去了”的帽子。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汪海在韓國、日本等鞋類企業的危機中悟出了勞動密集行業的市場規律，就是向相對貧困的地區轉移，獲取低人力成本優勢。因此，在雙星如日中天的發展中，汪海提出“出海越洋是開放，上山下鄉也是開放”的理論，做出了“東部發展，西部開發”的戰略，決定向沂蒙山等貧困地轉移區。對此，鼠目寸光之輩大肆散布謠言，說“雙星在城里干不下去了，才跑到山溝里”，企業內部也有一大批人認為到沿海開放城市投資建廠是方向，對這一戰略也不理解、不支持。直到10年后，國家出臺了“西部開發”的政策，汪海這“干不下去”的帽子才算摘掉。雙星正是因為超前轉移，才譜寫了“出城、上山、下鄉”的發展三部曲，締造了大雙星。因為轉移，雙星也是最早安排企業富余職工二產轉三產的國有企業，先后涉足餐飲、旅游、房地產、休閑度假村、廣告、出租車等行業，成功地實現了橫跨17個行業的多元化發展。
20、“剝削人”的帽子。
汪海常把和鄉鎮企業的橫向經濟聯合形象地比喻為“結婚”，“談婚論嫁”的時候雙方都和顏悅色，可后來“離婚”的時候就爭得不可開交。當雙星建的聯營廠有起色了，產品有市場了，企業上軌道了，當地的領導就開始瞎琢磨了，認為雙星去辦廠，就是去剝削他們。當時嶗山區還叫嶗山縣，當地的領導竟然公開在人代會上說，汪海剝削我們，他當了先進，當了勞模，他出名，不能再叫他剝削我們了。這個嶗山聯營幫廠，擁有1000多臺縫紉機，職工多達2000人，因為這個廠為雙星出口鞋配套，雙星引進的當時最先進的雙針縫紉機就有120臺。可兩個企業“離婚”時候，雙星只拉出了80臺機器，40多車出口鞋用的原材料，只拉出15車。現在這個廠垮了，汪海“剝削人”的帽子只是成了那個時代狹隘思想的一個標志符號。
21、“侵犯人權”的帽子。
改革開放初期，在那個極左思潮盛行的時代，雙星幫派林立，管理混亂，處于極端無政府主義的狀態，職工偷盜成風，廠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為了強化管理，汪海提出了“加強紀律性，雙星無不勝”，從抓偷盜財物的職工入手，整頓秩序。汪海是真抓到了“小偷”，可是社會上卻出現了汪海“侵犯人權”的議論，并被告到了市里。這個事最后被提到了青島市委常委會上，市委書記問了三個問題：汪海抓到了小偷沒有？汪海抓“小偷”對不對？難道青島市委還要出臺一個支持“小偷”的文件？就這樣，平息了雙星的抓“小偷”事件，汪海才甩掉了“侵犯人權”的帽子。
22、“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工人是企業的主人”這話喊了幾十年，可是沒有企業能做到的，職工代表大會也多半是空招牌。而讓職工代表參政議政，實行民主管理一直是雙星堅持30年的管理特色。當汪海提出在雙星成立職工代表大會常設機構——民主管理委員會時，工人們歡聲雷動。汪海真正賦予民管會權力，讓他們評議干部、參與討論決策，體現工人管干部的職能，真正調動起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可是原來廠里那些關系多、根子硬、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特權干部”可炸了鍋，他們暴跳如雷，到處散布“汪海發動群眾整干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謠言，又一次告狀告得滿天飛。當時青島市信訪科的干部和汪海開玩笑，說“如果哪一天收不到告你的信，我們就沒事干了”。
23、“搞家族企業”的帽子。
汪海有一個觀點，市場如戰場，參與市場競爭就是打仗，不管誰去打，能打贏、能掙錢、能干好就是標準。當年毛澤東鬧革命的時候就是他的親戚先跟著干，大家才追隨他。現在搞市場競爭是同樣的道理。俗話說，上陣父子兵，進了市場，就是天天在打仗，應該不管是親戚朋友，只要用心去干，別違法，全家都把性命交給了這個企業，天天為這個企業著想，有什么不好？企業剛進市場時，大家都沒有膽量先放下舒適的工作走向市場，汪海就發動自己的親戚去賣鞋，但是，極左思想的影響，汪海卻被扣上了“搞家族企業”的帽子。雖然現在改革開放30年了，對于汪海讓親戚到雙星賣鞋、有些親戚朋友還擔任了經營一線的重要領導，許多人還是不理解。汪海這頂“家族企業”的帽子看來還要繼續戴下去了。
24、“國有資產流失”的帽子。
雙星是最早進行自營自銷的企業，最早在市場上構建了自己的經營網絡。2000年前后，雙星已建起近3000家連鎖店，在擴大產品銷量的同時，也出現了“富了和尚窮了廟”的弊病。為消除不利因素，汪海決策將所有經營公司、連鎖店賣斷改制，給代理優惠政策，讓員工先富起來。汪海賣的是產品，不是固定資產，結果還是被扣上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帽子，這個狀一直告到現在。當有人勸汪海買斷改制風險太大時，汪海仍然堅持“雙星發展是硬道理”。汪海這一賣，賣活了雙星，賣出了一大批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發展了大雙星。
25、“神經病”的帽子。
幾乎在雙星進入市場的時候，汪海就生發了創名牌的意識，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和全球市場的融合，汪海創中國人自己的民族品牌的意識越來越強烈。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他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呼吁“創中國人自己的名牌”，提出了“創名牌是市場經濟中最大的政治”、“創出名牌就是最好的愛國”、“名牌是市場經濟的原子彈”等名牌理論。出于一份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汪海不僅在企業鼓勵員工創名牌，更注重在社會上宣傳呼吁創民族品牌。1995年，汪海受邀參加國家原計委的會議，討論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發展方向，汪海就提出了要首先規劃中國創多少民族名牌的問題，吸引了與會記者都圍著汪海采訪，結果組織會議的原計委領導氣得發火，說汪海胡說八道，攪亂了會議。雙星與團中央聯合搞了一個“為中國名牌筑起希望工程”的活動，在中小學生中倡議穿用民族品牌，熱愛國貨。汪海演講完往下走的時候就聽見兩個年輕的女教師瞅著他在議論：鬼子頭，神經病。倡導創民族品牌的企業家被說成了“神經病”，其實，現在想想，也不奇怪，即使今天，不是還有些專家、學者、官員認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不必再提民族工業了，做世界的加工廠就行了嗎？但是“神經病”的帽子并沒有阻擋住汪海“弘揚民族精神，創造民族品牌，振興民族工業”的腳步。
26、“土八路、土包子”的帽子。
中國企業的市場之路落后于西方企業幾百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市場企業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幾乎是空白，因此，引進借鑒西方的管理理論無可厚非。只是許多企業“食洋不化”，走入了管理的死胡同。汪海則確立了“繼承傳統優秀的，借鑒外部先進的，創造自己特色的”管理原則，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創立了根據雙星市場之路的實踐總結的“九九管理法”。可是在參與中國企業管理協會評比的時候，卻因為“雙星九九管理法”不是日本的模式，不是美國的模式，也不是德國的模式而喪失了評比資格。汪海自創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九九管理法”卻被扣上了“土八路、土包子”的帽子。后來，中國社科院親自來雙星調查，編寫了《雙星之光》一書，“雙星九九管理法”也成為在全國推廣的十大管理法之一。
27、“企業文化沒有用、自吹自擂、自以為是”的帽子。
汪海是一位有思想、有理論的企業家，思路決定出路，理論指導實踐，在雙星發展的每一個緊要關頭，總是汪海首先分析實際情況，提出指導性的新觀點、新理論，雙星才得以30年如一日的健康穩定發展壯大的。從“汪海語錄”，到“九九管理法”，到“汪海新時代的三民主義”、企業家要有人性、個性和黨性的“三性觀”、市場經濟的矛盾論、市場經濟的紅與專、市場經濟的孝忠義等，這些理論觀點、管理哲學，匯總成為“汪海的ABW論”管理體系，是雙星企業文化的重要內容。雙星是最早創立自己的管理理論、建設中國工業特色企業文化的企業，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文化管理成就，為中國工業新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可是，就是這樣高瞻遠矚為民族工業發展貢獻畢生精力的企業家被扣上了“企業文化沒有用、自吹自擂、自以為是”的帽子。
28、“拉關系、撈資本”的帽子。
中國女排“五連冠”的輝煌，曾經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驕傲，汪海也不例外，和國人一樣，只要有女排的比賽，就在電視機前看得熱血沸騰。可是汪海也和別人不同，他除了看比賽，更看姑娘們腳上的鞋，他發現姑娘們穿的不是中國鞋。這個豪爽的山東大漢心中隱隱作痛：“這么一個東方大國竟然做不出名牌運動鞋來。我就不信，中國人站著不比外國人矮，躺著不比外國人短，就做不出高質量的運動鞋？！女排姑娘們在賽場上拼搏，我這個鞋匠也要在流水線上拼搏，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給姑娘們做出高質量的運動鞋”。決心一下，汪海就帶領員工們開始了“百日會戰”。鞋生產出來后，汪海就趕緊背著到北京去。在國家體委門口苦等了三天，當時女排主教練袁偉民終于被感動了，收下了全體雙星人的心意。汪海這件給中國人爭面子的光榮事竟然被好事者扣上了“拉關系、撈資本”的帽子。
29、“瞎折騰”的帽子。
眾所周知，雙星母體制鞋業成為中國國有制鞋企業的“一枝獨秀”，之所以能在同行業企業萎縮破產倒閉的大環境下取得這樣的成就，很大的原因，雙星鞋業堅持了不斷的創新，雙星鞋業的工藝技術創新一直處于行業的領先水平，產品創新引領著市場的潮流。在跨入輪胎、機械制造領域之后，雙星仍然堅持“今天不創新，明天就落后；明天不創新，后天就淘汰”，汪海千方百計啟發干部員工的創新思維，堅持不懈號召全員創新，打商戰中創新的人民戰爭，使雙星輪胎短短幾年成為行業的骨干企業，創造了行業中的新技術和新工藝，改造了外國進口設備，開發了系列化的新產品，有效地調整了產品結構，進入了高端市場；雙星機械告別了過去“小型低檔通用設備”的單一品種，實現了向“高精尖細”非標設備的轉變，成為行業領軍企業。在短時間內取得這樣矚目的發展成果，很大因素得益于汪海的全員創新戰略。可是，這種對企業發展生死攸關的創新措施竟然被保守僵化的懶漢扣上了“瞎折騰”的帽子，對于創新項目攻關過程中的材料、零部件占用和出現的質量問題，竟然被有些人說成“都是創新惹的禍”。好在令人欣慰的是，雙星越來越多的骨干員工認識到了創新的作用，自覺投入到創新的熱潮中，逐步實現了全員創新，創出了“創新無死角車間、創新無死角班組”的奇跡。
30、“撈自己好處”的帽子。
雙星是中國鞋業第一個股票上市的企業，取得了穩定發展，并多次融資，成功地進入輪胎業，實現了從給人做鞋到給車做“鞋”的跨越。近幾年，隨著鞋服、輪胎、機械等支柱產業各成規模，雙星集團實力不斷壯大，為了解決上市公司制鞋業務和集團制鞋業務存在關聯交易的問題，上市公司的制鞋業務成功剝離，被改制的雙星名人公司收購。這是有利于雙星三大支柱產業各自集團化發展的、符合證監會規定的、順應市場規律的正常行為，卻被慣于胡亂猜疑的人扣上了“撈自己好處”的帽子。
好幾頂帶著舒心的帽子
回顧30多年的發展，汪海是被一些受極左思潮影響、思想保守的人不分是非地亂扣了許多“帽子”，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理解汪海、支持雙星的更有一大批人。雙星改革進市場30年的輝煌成就證明了汪海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觀念、新決策、新戰略都是正確的，都是適應市場新時代的要求的，因此，汪海也就有了好幾頂帶著舒心的帽子：
——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這是國家最早給汪海的一頂帽子。1988年，全國首屆優秀企業家評選了20位，如今，退的退、病的病、逃的逃、判刑的判刑、去世的去世、合資的合資，仍然還奮斗在國有企業改革第一線的只有汪海一個人了。這是一頂令汪海想起來就倍感自豪的帽子。
——市場將軍。這是社會送給汪海的一頂理解、敬重的帽子。因為汪海從小就具有“將軍情結”，立志長大了到部隊當一名將軍，報效祖國。可是，命運的安排，雖然他1961年參了軍，到越南打過仗，可是因為一種怪病的折磨，讓他無奈放棄了將軍夢。陰差陽錯，轉業到地方后，汪海締造了雙星名牌。汪海以他上過戰場、搏擊于商場的雙重經歷，體會到“琳瑯滿目的商場比硝煙彌漫的戰場更加殘酷，市場上的企業家就相當于戰場上的將軍”，這“雙星”不就是商戰中貨真價實的“中將”嗎？這“市場將軍”的帽子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企業家中，也就汪海這獨一頂吧！也足可安慰一生的“將軍情懷”了。
——山東怪杰、嶗山奇人。這是以汪海這位山東大漢為榮的朋友們送給他的帽子。在嶗山北麓坐落著一處風景優美的旅游度假勝地——雙星度假村，這是青島市最早開放的度假村，也是汪海超前決策的一個代表。在度假村里，有造型獨特、中西風格合璧的別墅；有狀如蝸牛殼的休閑游泳池；有“四不像”的雙星塔；有構思新奇、形似布達拉宮的達堡斯達宮；有歷朝歷代的民族英雄塑像，如岳飛、戚繼光、林則徐、楊靖宇等；有堅持正義、主持公道的包公塑像；有弘揚傳統民族文化的二十四孝苑；還有仙風道骨的丘處機……整個度假村的設計妙趣橫生、和諧自然，最令人稱奇的是，這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出自于汪海的奇思妙想，不得不令人佩服。再加上汪海崇尚儒道佛傳統文化，浸淫久了，人也就自然帶了幾分仙氣，因此，朋友們就送了他“山東怪杰、嶗山奇人”的稱號，還真是十分貼切。
——職業企業家。這是汪海不是老板，用一輩子在國有企業“打工”的經歷鑄就的、閃耀著黨性光輝的帽子。回顧30多年的風雨征程，汪海說他給自己投兩票，一票是優秀共產黨員，為國家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吃飯問題；另一票就是職業企業家，為國家創造了雙星這塊牌子。在注重個人利益的市場經濟時代，汪海面臨過外國企業、私營企業高薪+股權的誘惑；以他的能力，如果自己當老板，可能早就成了財富榜的名人了；即使想進入政界，也有過好幾次機會。可是汪海沒有做其他的選擇，他以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身份卻切實地履行著市場經濟下職業企業家的義務，這頂職業企業家的帽子是汪海做人操守的明證，他無愧于中國最好的職業企業家的稱號。
——長壽企業家。這是市場回報給汪海的一頂象征生命力的帽子。在中國，在國有企業當了一輩子廠長經理的大有人在，都是這個企業干三年，那個企業干五年，直到退休。像汪海這樣在一個國有企業固守了34年的幾乎沒有第二個了。他伴隨著中國企業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走過了這個全過程，造就了雙星這個國有鞋類企業絕無僅有的長壽企業，也成就了他自己這個“長壽企業家”。
——世界風云人物。這是世界這個大舞臺在中國企業界選擇的唯一一位杰出人士。在中國，獲得世界風云人物稱號的第一人是鄧小平，彰顯了鄧小平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力，而另外一個就是汪海了。汪海常說：中國人站著不比外國人矮，躺著不比外國人短，外國人能做到的，中國人更能做到，并能做得更好。汪海為中國爭了光，為中華民族爭了氣。
——終身總裁。這是6萬名雙星人送給汪海的一頂飽含敬仰和愛戴的帽子。那是2000年，汪海60周歲之際。雙星的廣大員工面對他們的總裁有可能退休的局面，想出了這樣一個表達自己意愿的辦法，職工代表大會一致推舉汪海當雙星的終身總裁。得知廣大員工的心愿，汪海頗多感慨，他說：這是他最珍惜的榮譽，這是他這一輩子獲得的含金量最高的榮譽，對廣大員工的信任他充滿了感謝。可是另一方面，汪海又很清楚，在中國沒有“終身總裁”一說，他說，職工的這個舉措，倒是讓我又做了一把不花錢的政治廣告。你不覺得這里面充滿了中國人樸素的辨證觀嗎？
——紅帽子。本文開頭說到的汪海頭上戴的紅帽子絕對是他的一個獨特標志。大家可別以為汪海只是在休閑場合才這樣一身休閑裝扮，而是不管參加世界級的高級論壇，還是與重要的客戶談判；不管是出席政府的會議，還是參加什么商務活動，汪海統統以他的“個性著裝”出場。他曾經在一個夏天出席美國最大的鞋業經銷商—PSS公司招待其核心企業的年會，雙星因為是其最好的加工廠，汪海受邀出席。當其他核心工廠的代表都西裝革履時，只有汪海一身清涼的打扮。第二天，其他人也都換下了襯衣領帶，穿上了T恤。汪海的“個性著裝”出現在與德國大陸公司的商務談判中、出現在美國微軟的講堂上、出現在APEC企業論壇上、出現在聞名世界的達沃斯……汪海常說，在這個世界上，企業形象代言人都是年輕的歌星、影星、球星，只有兩個老頭兒當了自己企業的代言人，一個是肯德基的創始人哈蘭.山德士上校，另一個就是汪海。在明星代言產品頻頻爆出“信譽丑聞”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更應該相信像汪海這樣敢于頭戴“紅帽子”自己當形象代言人的名牌呢？像汪海這樣把自己的名聲都押給了企業，他的事業能不紅紅火火嗎？
——鞋匠。這最后一頂帽子是汪海自己一直戴在頭上的。上個世紀70年代，當汪海得知自己的命運必須和做鞋聯系在一起的時候，他就自覺把自己當成了一個“鞋匠”，于是，到了工廠，他主動下車間，掌握工藝技術，親自摸索著抓管理，硬是使自己從一個一天也沒接觸過鞋的人變成了一個鞋專家，很早就被世界鞋圈封為“中國鞋王”，在中國鞋業界尊為“幫主”，在汪海沒有到會的情況下，就被全國膠鞋協會推舉為理事長，引領著中國制鞋業參與世界大市場的拼殺，贏得了行業的尊重。世紀之交，汪海從給人做鞋步入了給車做“鞋”的新領域，并在短短幾年發展起來，收購了曾有中國輪胎四大家族之稱的東風輪胎。叱咤商場30多年，無論外界給予汪海什么樣的評價和贊譽，汪海總會平靜地說：我就是一個“鞋匠”。不管是給人做鞋，還是給車做“鞋”，我都是做鞋的。
“鞋匠”，這是一頂最樸素無華的帽子，可是這頂帽子折射了汪海“名利淡如水，事業重于山”的人格魅力。可能正是這頂樸實的帽子一直伴隨著汪海，才使他這么多年無論面對什么驚濤駭浪、高山峻嶺，才能夠“在待遇面前自我感覺良好，在事業面前自己拿自己當骨干”，走出了這樣成功的人生之路，登上了這樣輝煌的事業巔峰。
讓我們祝愿汪海和他的雙星在“建百年老店，創百年品牌”的道路上，一路走好。